那天,妻看电视,突然看到一条领导看望帮扶对象的新闻,于是问我有没有帮扶对象?我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但大小也是一个副科级,过不多久就有一个帮扶任务,帮扶对象还是有几个的。但至于有多少,却实在记不清了,印象中应该有农村五保户、二女户、受灾群众,还企业特困职工、下岗工人等等。有的见过一次面,但也仅仅是见一次面而已,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有的则根本就连面也没见过。
我突然觉得有些对不住我的这些帮扶对象,因为我没有给他们提供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帮助。虽然我知道这种帮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形式,大家也都和我一样,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我决定去看看我的帮扶对象。
可是我翻完了我所有的电话本,却找不到一个帮扶对象的电话。记得当时为了让群众相信我们是真心帮扶他们的,领导要求我们和帮扶对象互留了电话号码,可怎么找不到了呢?仔细再想,于是记起,当时自己并没未把他们的电话记在电话本上,而是随手记在什么纸上,过后就扔了。这样,心中就更是自责。忽然记起帮扶企业下岗工人时,我的帮扶对象要了我的手机号码(一般大家留给帮扶对象的都是办公室电话,轻易不留自己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存在了他的手机上,我当时也装模作样地要了他的手机号码存在了我的手机上。于是翻开手机的通讯录,果然找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叫赵文勇。再翻,没有陌生的名字了,看来这个赵文勇就是我的帮扶对象。
我拨通赵文勇的电话,用十分亲切的口吻说:“是文勇吗?你好啊,我是徐全庆,还记得吗?”电话那端愣了一下,问:“徐全庆?不认识,你是不是打错了?”我想我的脸上一定烧得通红。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仍用十分亲切的口吻说:“文勇你好健忘呀,你是我的帮扶对象你还记得吗?”电话那端声音大了起来:“你别瞎胡扯,谁是你的对象?我可是有老婆的人。再说了,我是最看不起同性恋的。”
我和他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我是谁,于是口气也友善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去看看他,他又是一愣,连说:“谢谢,谢谢,不用了,你们领导干部都忙,不要为我耽误时间了。我这两年做点小生意,日子还行,多谢领导关心了。”我说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上午一定会去的。他恍然大悟似的说了一句“我明白了”,然后告诉我他的地址。
第二天上午,忙完工作已经快十一点了,我买了一篮鸡蛋和一箱牛奶,匆匆赶到赵文勇家。赵文勇住的是平房,院子里坐着很多人。我认不出哪个是赵文勇,又不想让他知道我认不出他来,于是一进院子就喊:“文勇啊,我是徐全庆,我来看你了。”一院子的人都站起来,一个年轻人迎了上来。我把东西放下,紧紧握住他的手,使劲晃了两晃,说:“文勇,你还和两年前一样,一点没变呀。”年轻人笑了笑说:“文勇在厕所呢,我是文勇的朋友刘永辉,和文勇都是一个厂的下岗职工。”我听到大家都在笑,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时,赵文勇已经匆匆出来了。他看了看我,一愣,问:“徐领导,就你一个人?”我说是啊。他忙向我介绍院子里的人,除了刘永辉,其余都是他原来厂的领导,他说:“我原以为你会带一帮人,还要拍电视,所以把厂领导都请来了。我看电视上领导慰问都是这样的。没想到只有你一个人,真是难得。”
“难得,难得。”他的那些领导们也都说,然后和我打个招呼,纷纷告辞了。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分明听到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人脑袋没毛病吧。”我感觉脑袋嗡地一下,好像真的出了毛病。
我和赵文勇、刘永辉叙家常,叙着叙着就到了中午。我要请他们俩吃饭,他们开始不同意,但没拗过我,于是跟着我到了酒店。为了给我省钱,他们俩坚持在一楼大厅吃饭。
刚端起酒杯,我就看见我们冯局长在几个同事的簇拥下走进了酒店,而且恰好看到了我。我慌忙站起来,迎了上去,介绍了一下赵文勇和刘永辉,说明了情况。“你做得很好,”冯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转过头又对身边的同事们说,“你们应该好好向徐全庆同志学习,多关心下岗职工,多关心困难群众。”然后,冯局长又对赵文勇和刘永辉发表了一番演讲,大意是让他们多学习,拥有一技之长,自立自强;相信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他们,会想方设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
冯局长说完,刘永辉说:“冯局长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帮扶对象。”我看见冯局长的突然阴沉下来,像是熟透的葡萄。他剜了我一眼说:“你做的真不错,连我的帮扶对象也一起帮扶了。”说完就带着众人上楼去了。
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