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的女高音,不用猜,定是大妗子来了。
刚听到这话,一帮人推着自行车就拐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大妗子。
“娃们呢?”久儿妈一边接过装礼品的袋子,一边问道。
“她舅开着三轮车,拉着娃们一起去乔村接大姐了。”
大妗子她们把自行车撑在了墙边的棚子底下。
吃过早饭,亲朋好友、乡亲邻居都三三两两地来了。久儿和妹妹忙着给大家端茶倒水。大伙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着孩子们的事,回忆回忆过去,畅想下美好的未来。也有的围坐一桌,搓个麻将,斗个地主,不管输赢,没有一个红脸的。有了久儿的榜样,大家都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相信下一个大学生,肯定会是自己的孩子。而此刻的孩子们呢,大的领着小的,都到两里外的南坡上摘酸枣去了。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贺世良家门口摆起了六串长长的大红鞭炮,是久儿大舅刚带过来的。
这一串还没响完,那一串又点了起来,接连不断。再点上几枚雷子,声音震天,方圆几里外都听得见。
账房先生是每家办事都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一般村里都是那几个固定的人,有头有脸的,至少两个。贺世良昨天晚上已经提着礼物一一请过了,一条烟,一瓶酒,一包点心。有村长,书记,还有一位教书先生。教书先生自然是负责登记,村长、书记收钱,清点礼物。结束后,一起交给主家。
这账本可是每个家里不可忽视的资料,会传给下代。大家都讲究个礼尚往来,要是其它乡亲家里办事了,这可是随礼重要的参考依据。然而也有纠结矛盾的时候,因为钱慢慢在贬值,以前的5块,放在今天怎么也拿不出手。
大家随礼都讲究个实在,钱是最方便的了,想买啥就买啥。然而至亲的人,也会送一些其它的礼物,算是给孩子的祝福和纪念。三娘从亲戚家给久儿灌了两大瓶蜂蜜,姨妈则带来了大大的一桶自己做的豆瓣酱,堂姐送给了久儿一只自己常戴的玉镯子。
席间,男人们坐在一起划拳喝酒,不会划拳的刚成年的男人们则敲着“老虎杠子“。个个涨得通红的脸,似醉非醉,却在输赢的问题上毫不含糊。期间,若有哪家的媳妇敢上来拦酒,那定会被狠狠地怼回去!不懂事的媳妇若委屈地去找长辈评理、救援,往往会失望而归。男人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就算回家吐个稀巴烂,媳妇还是得收拾。
第一波客人吃罢,路远的,就慢慢起身回家了。剩下的都是自己族里的人,还有村里的乡亲。乡亲们一般都是老老少少全家出席的,谁也不笑话谁。吃完了,再夹个馍带回去。多准备的菜,会分给左邻右舍,不然也就馊了。至于客人吃剩下的菜,谁想要就带回去,喂了猪。
舅家、姑家一般都是最先来,最后走的客人。临近傍晚,大家商量着谁第二天去学校送久儿。弟弟妹妹当然特别想去,可权衡了半天,最后定下了五个长辈:爸爸、妈妈、姑妈、七叔,还有干妈。
这一夜,大家的心情都难以平静,姑妈和妈妈帮久儿准备着行礼,把里里外外一件件的衣服都分别整整齐齐地装在包里。牙膏、牙缸、毛巾、拖鞋……也都清点了一遍又一遍,确定没有一个落下的了,才放心地各自上了床。
贺世良把数好的钱交给久儿妈,让她缝在了半截裤里。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忽明忽暗的月光,繁星点点。偶尔从公路上驶过一辆汽车,灯光透过窗户投射进来,一棵棵树的影子在墙上快速地移动。
此刻他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睁眼闭眼,都是久儿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18年前的那个秋夜,月刚过半。皎洁的月光笼罩着整个村庄,广袤的庄稼地里一个人影儿在不停地晃动着。贺世良在自留地打着土坯子,他盘算着再打一些就够了。他要把家里的院墙垒起来,顺便再盖个羊圈。锦秋说了,过段时间乔家大姐的羊生产了,就牵只母羊羔回来养着。
装模、铲土、提锤砸土,再铲土,再提锤砸土……拆模,搬坯,一遍又一遍,一块又一块,贺世良一人不停歇地反复地干着。那双粗线手套早已又黑又破,个个指头露在外面,手掌上的水泡旧的刚破了水,新的又磨了出来。
终于可以收工了,望着摞起来的一块块土坯,贺世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来不及歇息,他又利索地把工具装上借来的架子车里,怀着异样的心思,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去。
妈也在家里。她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房檐下。贺世良一进屋就瞅见了炕上的小婴儿,包在厚厚的大红色襁褓里,锦秋侧着躺在一边,见世良回来了,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就轻轻地下了炕。
“刚给喂了奶,睡着了。”妈进了屋子,在世良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声。
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当爸的男人。
“快睡吧,一会儿天就亮了!“锦秋把世良的腿轻轻蹬了一下。
睡吧,孩子明天就要走了。这是孩子第一次要正式地远离父母,再说,哪个孩子不是呢?孩子终究要长大。长大的孩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她会飞到哪里呢?会飞得很远很远吗?贺世良不确定。
但他确定的是,孩子跨出了这一步,走出了农村,这以后的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摸摸胸口,问心无愧!在这四个字的安慰下,贺世良终于沉沉地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