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整夜的雨刚一消停,刘胖子拉着郑经去绵城采访,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
那是一起工业园区成立时征地补偿问题的事件。
这些年,那个叫做张雪花的女人,希望总是燃起又破灭,磨灭了再把它点燃。
每一次补齐材料,领导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折腾着让回去补充,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领导换了一波又一波,张雪花还没把钱拿到手,后续领导看到这个遗留问题,更是对她避而远之。
听说这个镇上的领导从拆迁办升上来的,很有能耐,以前征地有村民呆在自家房子赖着不走,他就致指使挖掘机连人带房直接推平,一家两口当即命丧黄泉,事后花点钱很快摆平。
因为坝坝镇拆迁工作效率最高,他还受到县里的表彰。
张雪花的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复杂,她奔波了二十多年,实际上就是为了证她是本地的她。
90年代,当地成立了经济开发区,把坝坝镇的田给占了,这其中也包括张雪花家的,凡是被占的农户都办理了土地补偿手续。
可那时,张雪花有些精神病,正处在犯病期,疯疯癫癫跑的找不到人了,分钱的时候她不在,谁也不知她是生是死,也就作罢了。
几年以后,当她再回坝坝,自家的住房和田地全消失了。
曾经广袤的原野被高大的厂房取代,自己的家和田都没了,病情已经好转的她,立马想到了征地补偿。
当时的经手人也都已经换届了,地方上以她户口早就迁回重庆等理由搪塞,不承认她是本地人。
从此,张雪花走上证明自己一直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的道路。
她怎么也想不通,土生土长几十年,为何一拆迁自己就变成了外地人了。
据郑经跟刘胖子调查,张雪花是家里的独女,1956年2月出生在坝坝镇五村,20岁那年遇到了在这里当兵的王大炮。
第一次见到这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她就有些心动,那时特殊时期还没结束,她们经常躲在被红卫兵砸烂的宋代草堂里约会。
王大炮是个孤儿,伍后没有回去,1976年,在公社和大队的共同见证下,两个人喜结连理,并在当年和次年生下了2个孩子。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个孩子出生后,张雪花突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一犯病就疯疯癫癫到处跑,甚至几个月后才被人送回家来。
看着她的病时好时坏,王大炮对也失去了信心,1978年在她神智不清楚的情况下扯了离婚证,悄悄离开了这里。
但不管结婚离婚,她都没离开过这片土地。
1983年,坝坝实行土地承包,生产大队给她和孩子分了6块承包土地,张雪花在家边养猪边种地,生活过的还算平静。
1986年,师范学校、水电局、经济开发区逐步成立,原有的公社和乡政府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病不在家,等到病情恢复回到家,发现房子和责任田都已不复存在。
张雪花要求地方按照规定补贴征地费用,却总吃闭门羹,他们甚至以她是疯子为由将其赶走。
后来,当地为了把张雪花的问题解决,补下了一份非常奇怪的红头文件,文件规定,凡是城乡通婚、离婚者一律取消征地费用分配资格,凡是16岁以下人员一律取消分配征地费的权利由父母供养。
他们告诉张雪花,“你的前夫是重庆的,结婚、离婚按文件规定属于没收土地之列,孩子未满16岁,等于说是把土地全部白白征用,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
但这个文件明显是违法的,一见光就会失去效力。
怕文件上的歪理站不住脚,当地领导后改口说她1976年结婚时户口已转出,从来没有分配过土地。
为此,张雪花首先带郑经和刘胖子找到当年参与土地分配的老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老队长和妇女队长,他们都一把年纪了,尽管很同情,但都怕得罪人,不愿意给出这个证明。
跪了一次又一次,哭了一回又一回,老生产队长和妇女主任终于写下了他们的证明:“在我们当生产大队干部期间,对她分了承包土地,地名分别叫操场坝、马路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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