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对国家政治制度提出的改变的要求。在这个封建政权的内部,正在蚕食着这个制度本身。
这一期间的清廷,在立宪上取得的点滴成果,都应该镌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
这至少可以表明,两个人不管政见有多少不同,是可以齐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
我们说过,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也不管他管得是什么事,他都是努力摸清情况,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同样,他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他也干了很多的实事。
谈到袁世凯在主事外务部的业绩,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
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
有人说,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
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加强沟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凯承诺,成立东三省银行从美国借歀,积极回应美国方的关切。
同年,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进行秘密谈判,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退还庚子赔款。
为促成这件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当属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他曾经做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
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明恩溥,他曾经通过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关系,写信并当面劝说过美国总统。
外国传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触中国人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得以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较为敏锐、细致的观察。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著有《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剖析。
在明恩溥看来,勤劳刻苦是中国人的显著特点,但并不是一个值得宣扬的优点。因为在勤劳刻苦的背后,则是持续的为“活着”而劳碌、奋斗。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只有勤劳刻苦,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那必定要勤俭节约才可做到,因此,“节俭”又成了一个衍生的性格,而在中国人看来,节俭也是一种传统美德。
这种奇怪的逻辑让美国人感到不解。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将“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
长期的贫苦,锻造了中国人坚韧的性格,普遍具有高强度的忍耐抗压特点。在明恩溥看来,忍耐是一种隐蔽,是一种小心谨慎,与渔夫和猎人有相似之处。但明恩溥又将这种忍耐等同于印第安人的消极忍耐。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人。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
经过各方的努力,美国国会终于在一九零八年,做出了退还已收庚子赔款的一半,用这笔钱培养中国赴美留学生。
而现在的清华大学,也就是当时赴美留学预备学校,就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不应忘记,一百多年前,列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压。但我们也应记得,有一个国家,在他们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曾经真心的帮过灾难中的中国人民。
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任内,还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废除《接待教士五条》。
鸦片战争中国在战败后,在列强的压力下,制订了外国传教士高人一等的《接待传教士五条》。
条例规定,外国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相当于地方官,这助长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
引发庚子事变的“教案”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零八年四月,袁世凯奏报朝廷,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例。对于遏制不良教士的气焰,缓和教民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