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情感随笔】今晚，我找到母亲找了一生的三枚“抗大”纪念章

    【情感随笔】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71、今晚，我找到母亲找了一生的三枚“抗大”纪念章

    顾雪林（京城翎管王）

    1967年，纪念章曾风靡一时，当时我上初中，酷爱收藏纪念章，母亲对我说：“我有三枚非常重要的纪念章，不知为何一直找不到。”

    我问：“是哪三枚纪念章？”

    母亲说：“是我1938年上抗大第四期的纪念章；抗大第四期毕业纪念章；1946年‘抗大十周年纪念章’。”

    我问母亲：“纪念章是什么样的？”

    母亲说：“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抗大第四期毕业纪念章’是圆形的，其它两枚的样子忘了，大概是方的吧。”

    母亲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决心找到这三枚纪念章。

    母亲后来补充说：“抗大第四期毕业时，好像没有发过纸质的毕业证书，只发过一枚圆形的纪念章。”

    母亲说，自己并没有收藏爱好，但是，这三枚纪念章，自己一直精心保存，但一晃30年过去了，从延安到山西兴县(晋绥军区总部)；再到河北SJZ；最终跟着解放大军进入bJ，军旅倥偬；后又一直忙于工作，不知这三枚非常珍贵的纪念章，存放到哪里去了。母亲认为，这三枚纪念章应当没有丢失。

    很多年中，我无数次在家中翻箱倒柜，但是没有找到这三枚纪念章。

    一晃，时间又过了40年，2007年，母亲又一次提到纪念章的事，母亲说：“都过去70年了，难道那三枚纪念章丢失了？”母亲第一次怀疑，可能纪念章丢失了。

    2017年，母亲93岁高龄，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再次提到那三枚纪念章，母亲说：“都过去80年了，算了，你别找了，找不着了，可能丢失了。”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跟我提到这三枚纪念章的事。

    2018年3月5日，母亲去世，终年94岁。母亲生前，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望，帮她找到那三枚纪念章，成为永远的遗憾！

    今天（2022年6月7日）晚上，坐在电脑前写稿，微风习习，不知为何，我鬼使神差地翻起了我存放各种纪念章的大纸盒子，突然，我在一个角落，发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叠着的白麻布，打开白麻布，上面别着几枚非常陈旧的纪念章，其中一枚是朝鲜文的纪念章，中间是和平鸽，两边分别是中朝国旗；另还有三枚非常不起眼的纪念章：

    其中有一枚圆形的纪念章，一个红色的五星中间写着“抗大”，我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上面逆时针写着繁体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抗大成立时，教员的题词。我再仔细看，下面有一排红字，从左至右繁体字写着：“毕业证章”，上面有一个“4”字。背后的序号是“1918”，应当是学员序号。我突然脑子开窍，这不是母亲朝思暮想的抗大第四期毕业纪念章吗？

    我再看第二枚，是一个铜制长方章框，镶嵌玻璃（塑料片？），方章上面醒目的写着：“抗大”两个字，是教员的亲笔题字，下面是水波纹，左上方是教员和总司令的头像照片，旁边有一个五角星，上面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的图案；底下一行非常小的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应当是母亲入学时发的。

    我再看第三枚纪念章，是铜制圆形章，中间是地球图案，两边有麦穗装饰，纪念章中间有一个长方条框，从右往左写着繁体字：“抗大十周年纪念”，背后的序号是：“135”。

    至此，母亲一生在寻找的三枚“抗大”纪念章，终于全部找到了。

    面对这三枚非常珍贵的纪念章，我泪如泉涌！

    （——母亲1937年2月在北平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7月中旬日占北平。9月初，母亲和我大姨从北平经天津（火车）、青岛（水路转火车）、郑州、西安（滞留一段时间），后同崔嵬等步行于同年11月抵达延安。1938年初，母亲进入鲁艺戏剧系第一期，4个月毕业后；于1938年4月中旬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入党。后进入八路军敌工训练队（抗大第五期）学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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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日干部而设立的学校。其前身为红军大学。1936年6月在陕西瓦窑堡成立，不久后迁往陕西保安。最初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往陕西延安。

    学校成立时，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教员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杨至成任校务部长。

    抗大的学员以部队中的红军干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为主。学校坚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为特色的教育内容，培养抗日干部。

    1939年，抗大总校迁往晋冀豫边区，并在各主要根据地先后创办12所分校。1943年，总校迁回陕西绥德。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结束。学校开办期间，共培养十多万名抗日干部。

    ......

    抗大成立后，林彪担任校长，刘伯承担任副校长，在新生入学时，刘伯承就给大家讲了这个问题。

    刘伯承说：“教员曾经问过我，你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上过学，你说说，我们这个大学能不能跟人家的大学比啊？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

    刘伯承说到这里时，下面的学员们都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伏龙芝军事学院是非常正规的世界级军校，要什么有什么，而抗大刚刚成立，连教室都没有，只有窑洞，桌椅板凳也都是破破烂烂的，先进的教学用具更是一件也没有，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这怎么能跟人家比呢？

    刘伯承说：“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大名鼎鼎的教授，我们呢？”

    刘伯承扫视着下面的学员们，自豪地说：“有！教员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都是嘛！还有朱德同志和许多老同志也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都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都可以当教授嘛！”

    最后，刘伯承说：“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

    这番话说完后，下面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

    其实，这也是我军长期以来的一个真实写照，论武器装备，我们不如对手；论后勤补给，我们也不如对手，但是，我们有无数才华横溢、艰苦奋斗的革命家，确保了我军历经无数艰难困苦都始终屹立不倒，并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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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至12月陆续毕业。此时，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损失很大，伤亡惨重，在抗日战争全局中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较大发展，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开始进入主导地位。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华北、长江南北等地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并牵制着日军向中原及大西南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威望。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位于大西北的抗大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和一些知名人士及华侨。他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投笔从戎，通过各种渠道，冲破阻力，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涌向延安，奔赴抗大，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

    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后，由于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人数猛增，这一期学员达到5000多人，几乎是前几期学员人数的总和。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教员对这些知识青年非常重视，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西安徒步来到延安的。他们当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地区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张平、颜一烟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青年；有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子弟，如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子黄鼐、冯玉祥侄孙冯文华，国民党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之弟傅作良等。

    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外来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的确是抗大的“黄金时期”。教员兴奋地为第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并指示抗大把为抗日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作为这一期的中心任务。

    抗大第四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先后共编为8个大队43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沦陷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907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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