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小孩醒来了。首先是鼻子开始醒的。一点点大的鼻子动了起来,它向上抬起嗅嗅。它把空气吸进去,然后一阵阵喷出来,有点像打喷嚏似的。随后鼻子撅了起来,孩子睁开眼睛。眼睛的颜色尚未稳定,介于牡赈灰色和乳白的奶油色之间.仿佛由一层新稠的面纱蒙着,显然还不太适于观看。泰里埃觉得,这对眼睛根本没有发现他。而鼻子则不同。小孩的无神的双眼总是斜着看,很难说在看什么,而他的鼻子则固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泰里埃有个非常特别的感觉,仿佛这目标就是他,就是泰里埃本人。小孩脸部中央两个小鼻孔周围的小小鼻翼,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在鼓起。或者更确切地说,小小的鼻器宛如种植在国王植物园里那些肉食小植物的壳斗。像那些壳斗一样,小小的鼻翼似乎也在发出令人害怕的具有吸力的气流。泰里埃觉得,仿佛这小孩是用鼻孔来看他,仿佛他是在用锐利而又审视的目光瞧着他,比别人用眼睛看得还要透彻,仿佛他要用鼻子吞下从他泰里埃发出的、而他又无法掩盖和无法收回的某种事物……没有气味的小孩不知羞耻地嗅他,情况就是如此!他要彻底地嗅他!泰里埃倏地觉得自己散发出臭气,身上有汗臭,有醋味和酸菜味,不干净的衣服有臭味。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赤身裸体,样子很丑,觉得有个人好奇地盯着他看,而此人对自己的一切是从不放弃的。小孩似乎在透过泰里埃的皮肤嗅着,一直嗅到他的内心深处!最柔情脉脉的感情和最肮脏的念头在这个贪婪的小鼻子之前都暴露无遗。其实,这鼻子算不上是真正的鼻子,只能算是隆起的小东西,一个经常撅起。鼓胀着和颤动着的有初动小器官。_泰里埃浑身毛骨悚然。他感到恶心。他扭歪了鼻子,仿佛闻到了根本不想闻的恶臭味。亲切的念头已经过去,如今是与自身的血肉相关。父亲、儿子和散发香气的母亲的多愁善感的和谐情景已经消失O他为孩子和自己设计得很好的、舒适地围裹着的思想帷幕已经撕了下来:一条陌生的、令人恐怖的生命正放在他的膝盖上,这是一只怀着敌意的动物,假如他不是一个审慎而虔敬的、明智的人,那么他在刚产生厌恶感时就把这小孩抛出去了,就像把停在身上的蜘蛛丢出去一样。
泰里埃猛一用劲站了起来,把提篮放在桌上。他想把这东西弄走,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这时小孩开始叫起来。他眯起眼睛,拉大他的通红的潮激发出刺耳的令人讨厌的声音,以致血管里的血液都凝固了。他伸出一只手来摇篮子,喊着“杜齐杜齐”,目的是要这婴儿安静,可是婴儿叫得更响,脸色发青,看上去仿佛他由于号叫而要爆开似的。
滚吧!泰里埃想,马上滚,这……他想说出“这魔鬼”,但尽力控制自己,尽量忍住……滚吧,这魔鬼,这叫人难以忍受的小孩!但是滚到哪里去?在这个地区他认识的乳母和孤儿院足有一打,但是离他太近,他觉得这像是紧贴着他的皮肤,这东西必须滚得远些,滚得远远的,让人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人家不会隔一小时又把他送回来,他必须尽可能送到别的教区,送到河对岸更好,最好送到城墙外,送到市郊圣安托万,就是这样!这哭叫着的小孩必须到那里去,往东边去,远远的,在巴士底狱的那一边,那里的城门在夜里是锁闭的。
他撩起教士的长袍,提着发出号叫声的篮子跑动起来,他穿过街头巷尾嘈杂的人群,奔向圣安托万市郊大街,顺着塞纳河向东走,出了城,走呀,奔呀,一直奔到夏鲁纳大街,来到街的尽头,在这儿的玛德莱娜-德-特雷纳尔修道院附近,他知道一个叫加拉尔夫人的地址。只要给钱,加拉尔夫人对任何年龄和任何人种的小孩都接受。泰里埃把一直在哭闹的小孩交给她,预付了一年抚养费,然后逃回城里。他回到修道院,立即脱下他的衣服,像扔掉脏东西一样,然后从头洗到脚,跑回卧室爬上床。在床上,他划了许多十字,祷告了良久,最后才轻松地沉入梦乡。
加拉尔夫人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已经饱经沧桑。她的外表看上去与她的实际年龄非常不相称,相当于实际年龄的两倍、三倍甚至一百倍,极像具少女的木乃伊;在内心世界方面,她早已死亡。她还在儿童时,她父亲有一次用火通条打在她额头上,即紧靠鼻根的上方。打那以后,她就失去了嗅觉,丧失了人的冷热感觉乃至任何激情。随着这一台,温存和憎恶、欢乐和绝望,对她来说都已经变得陌生。后来一个男人同她睡觉,她什么也没感觉到;她生孩子时同样是感觉麻木。她对死去的孩子毫不悲伤,对活下来的孩子也不高兴。她丈夫用鞭子打她时,她一动也不动,而当丈夫在主宫医院死于霍乱时,她也不觉得轻松。她惟有两种感觉,就是:每月偏头痛到来时,她的心情稍许变得阴沉,而当偏头痛逐渐消失时,她的心情则变得稍许开朗。此外,这个像死去一样的女人便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另一方面…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她完全失去感情冲动的缘故,加拉尔夫人具有一种毫不留情的纪律观念和正义思想。她不偏爱委托她抚养的小孩,也不亏待任何一个小孩。她每天只给小孩安排三餐,绝不多给一小口饭吃。她给幼婴每天换三次尿布,直到他们满一周岁。满一周岁后哪个还尿裤子,他并不挨骂,而是挨一记耳光,被罚少吃一顿饭。伙食费的一半她用于寄养的小孩,另一半归她自己,分毫不差。在东西便宜的时候,她不提高自己的收入,在困难时期,她也从不多掏一个苏,即使关系到生死存亡,一个子儿也不加。因为那样做,她觉得生意划不来。她需要钱。她对钱计算得特别精确。她老了要买一份养老金,要积攒许多钱,以便她可以死在家里,而不像她丈夫死在主官医院。她对丈夫的死本身无动于衷。但是她对他同成千上万个陌生人一起集体死亡感到毛骨悚然。她期望自己能单独死去,为此她需要伙食费的全部赚头。在冬天,寄养在她那里的二十多个小孩会有三四人死亡,但是她的情况总还是比其他大多数私人育婴户好得多,并远远超过大型的国立育婴堂或教会育婴堂,那儿的婴儿死亡率往往高达十分之九。当然,自会有很多来补充。巴黎每年产生一万多新的弃儿、私生子和孤儿。因此某些损失不必放在心上。
加拉尔夫人办的育婴所对于小格雷诺耶真是天赐之福。他若是在别处,或许活不下来。但是在这个没有感情的女人这里,他却茁壮地成长。他有坚强的体质。像他这样的人既然能在垃圾堆里安然活下来,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被世界淘汰。他可以连续数日喝稀汤,他喝最稀的牛奶就能度日,消化得了烂菜和腐烂变质的肉。在童年时期,他出过麻疹,害过痢疾,出过水痘,得过霍乱,曾落到六米深的井里,胸部曾遭开水烫过,但他活了下来。虽然这些给他留下伤疤、破裂和疮痴,使他的一只脚有点畸形,使他走起路来拖拖沓沓,可是他活着。他像有抵抗力的细菌那样顽强,像只扁虱那样易于满足,它安静地停在树上,靠着它在几年前获得的一小滴血维持生活。他的身体需要的营养和衣着,在量的方面甚少。他的灵魂不需要任何东西。受人庇护、关照和抚爱——或者说一个小孩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对于童年的格雷诺耶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更确切地说,我们觉得,他之所议一开始就养成不需要这些东西,其目的是为了生存下去。
他生下来后的哭声,在宰鱼台下发出的哭声——随着这哭声,他把自己带进回忆里,把自己的母亲送上断头台——不是企求同情和爱的本能哭喊。这是经过良好考虑的、几乎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一声哭喊。新生儿通过这声哭喊,决定自己放弃爱,但是却要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者犹如水火不能相容,倘若这小孩要求两者得兼,那么他无疑很快就会痛苦地毁灭。当然,这小孩当时满可以选择为他敞开的第二种可能,可以默不作声,可以不经过这条弯路直接选择从生至死的道路,他因此可以给世界和他本人省掉许多不幸。而为了如此简单地离去,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天生的友好,然而格雷诺耶恰恰没有。他一开始就是个可惜的家伙。他出于纯粹的反抗和纯粹的恶毒而选择了生。
他不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做出抉择,这是理所当然的,成年人或多或少需要丰富的理智和经验,以便能够在各种选择中做出抉择。但是他的选择具有植物生长的性质,正如一粒扔掉的豆子进行选择,要么发芽,要么仍旧是粒豆子。
或是像树上的那只扁虱,生活为它提供的无非是接连不断的越冬。丑陋的小扁虱把自己铅灰色的身体弄成球体,以便对外界造成尽可能小的面积;它把皮肤弄得光溜溜和结结实实的,其目的是为了不致从自己身上流出什么,分泌出什么。扁虱把自己造得特别小和一副寒酸相,目的是不让人看见和踩死。这孤独的扁虱聚精会神地蹲在自己的树上,它眼睛、耳聋,又是哑巴,唯有嗅,年复一年地嗅,在数里之外就嗅到过往动物的血,它靠自己的力量永远也到不了那些动物那里。扁虱可以让自己的身子跌到树林的地面上,用它的六条小腿向这儿或那儿爬行几毫米,躺在树叶下死去,上帝不知道,并不值得为它感到惋惜。但是扁虱倔强,执拗,令人讨厌,它一直蹲着,活着,等待着。它等待着,直至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一只动物送到树下让它吸吮。于是它失去了克制,让自己跌落下来,紧紧抓住这只动物的肉,刺进去,咬进去——、…格雷诺耶就是这样一只扁虱。他沉默地活着,等待着美好的时光。他交给这世界的无非是他的粪便;没有微笑,没有哭声,眼睛没有光辉,身上没有自己的香味。其他任何妇女都会把这畸形的小孩赶出新i开的0拉尔夫人不这么做。她嗅不出这孩子没有气味,她并不指望从他那里获得灵魂上的鼓舞,因为她自己的灵魂已经枯死。
与此相反,其他小孩都立即觉察到格雷诺耶非同一般。从第一天起,他们都觉得这个新来者叫人害怕。他们尽可能躲开他睡的铺位,大家睡觉时靠得紧紧的,仿佛房间里变冷了。年纪小的有时在夜里哭喊起来;他们觉得卧室里刮起了一阵风。其他人梦见格雷诺耶夺去一些他们呼吸的空气。有一次,年纪较大的小孩联合起来想闷死他。他们把破烂衣服、被子和未草堆在他脸上,上面再压上砖瓦。第二天清晨,加拉尔夫人把他拖出来时,他已经被压得青一块,紫一块,但是没有死。他们后来又搞了几次,但都没有得逞,至于用自己的手扼住他的脖子,使他窒息死去,或是把他的嘴巴或鼻子塞住,这自然是置他于死地的较可靠的方法,可他们又没这胆量。他们不想碰他。他们厌恶他,犹如厌恶一只大蜘蛛,对于这只蜘蛛,人们不想亲自动手把它弄死。
他长大一些了,他们放弃了谋杀计划。他们大概已经认识到,他是消灭不了的。他们避开他,从他身旁跑开,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跟他接触。他们并不恨他。他们对他也不妒忌,不羡慕。在家里,加拉尔夫人一点也没感觉到。其实事情很简单,他们觉得他在这儿妨碍他们。他们嗅不出他的气味。他们怕他。
客观地看,其实他连一点令人害怕的因素也没有。他长大起来,长得并不特别高,并不壮,虽然丑,但并非丑得别人见了就吓坏。他不好斗,不左,不阴险,不对别人挑衅。他遇事愿袖手旁观。就连他的智力似乎也不可怕。他三岁时两腿才开始站立,四岁时才说出第一个词,就是“鱼”这个词,它是在突然激动的百瞬间说出来的,犹如一个鱼贩来到夏鲁纳大街叫卖他的货品从远处险喝的回声。接着他说出的词汇是“天竺葵”、“山羊圈”、“皱叶甘蓝”和“雅克洛尔”,后者是附近一所修道院的一个园丁助手的名字,他有时在加拉尔夫人处干重活和粗活,他的出众之处就是这辈子尚未洗过脸。至于动词、形容词和虚词,格雷诺耶难得用。除了“是”和“不”——他第一次说出来已经很晚了——他尽说些名词,而且只是具体东西、植物、动物和人的专有名词,并且是在他突然嗅到这些东西、植物、动物或人的气味的时候。
在三月的阳光下,他坐在一堆山毛样木柴上,木柴受热发出劈啪声。这时,他第一次说出了“木头”这个词。在此之前,他看见过木头不下一百次,也上百次听到过这个词。他也了解它的词义,本人在冬天也经常被喊到外面拿木头。可是木头这东西并未引起他足够的兴趣,促使他花点力气说出它的名称。在三月的那天,他坐在柴堆上才说了出来。当时那堆木柴堆放在加拉尔夫人仓库南侧一个伸出的屋顶下,堆得像条板凳。最上面的木柴散发出烧焦的甜味,木柴堆深处散发出答茂的气味,而仓库的云杉木板墙通热则散发出树脂碎屑的香味。
格雷诺耶坐在木柴堆上,两条腿伸出来,背靠在仓库墙上,他闭目养神,一动也不动。他什么也不看,不听,什么也没发觉。他只嗅着木头的香味,像被一顶帽子罩住了。他喝这香气,淹没在香气里,身上最后一个细孔都浸透了这香气,自己成了木头,像个木偶。他像皮诺曹躺在水堆上,像死了一样,过了相当久,或许过了半小时,他才勉强挤出“木头”这个词。仿佛他把木头堆放到他的两耳上,仿佛木头已经塞到他的脖子上,仿佛他的肚子,咽喉和鼻子都填满了木头,因此他这个词是呕吐出来的。这使他恢复了知觉,救了他的命,在此以前不久,这堆木头及其香味还使他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他艰难地动了动,从木头堆上滑下来,迈着麻木的双腿,蹒跚地走开。几天以后,他仍忘不了这次强烈的嗅觉经历,每当他猛然间忆起此事时,他就像念咒语一样自言自语地说出“木头,木头”。
他就是这样学习说话的。对于那些表示无气味体的词,即那些抽象的概念,首先是伦理道德方面的概念,他学起来最困难。他记不住这些词,常常混淆起来,直到成年了仍不喜欢运用这些词,并经常用错:正义,良心,上帝,欢乐,责任,恭顺,感谢等等——它们究竟表达了什么,他不明白,永远捉摸不透。
另一方面,格雷诺耶心里收集了许多嗅觉方面的概念,不久,利用通行的语言来表示这些事物,便已经显得不足。没多久,他不光是嗅木头的气味,而且能嗅出各种木头,即械木、橡木、松木、榆木、梨木、旧木头、新木头、烂木头、发霉的木头、长满苔踪的木头,甚至个别木块、木片、木屑的气味——这些木头,别人用眼睛都难以区别,而他用嗅觉却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来。对于其他东西,情况也类似。加拉尔夫人每天早晨给她代养的幼儿喝的那种白色饮料,人家都统称为牛奶,然而按照格雷诺耶的感觉,每天的气味各不相同,而是按照其温度,是哪头母牛的奶,这头母牛吃了什么饲料,人家留了多少乳脂在牛奶里等等情况而异的……是由上百种个别气味组成的、五光十色的、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变化并形成新的混合的气味单位,例如“火的烟”,它同样只有那个名称“烟”……土地、地方、空气,每一步、每一口气都增添了别的气味并因此具有另一种特征,然而它们仍只是用那三个简单的字来表达——世界上气味的丰富和语言的贫乏之间所有这些荒诞的不协调,使格雷诺耶对语言的含义产生了怀疑;而他只是在迫不得已与别人交往时,才勉强使用语言。
格雷诺耶六岁时通过嗅觉已经完全掌握了他周围的一切。在加拉尔夫人家里没有哪样东西,在北面的夏鲁纳大街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个人,没有哪块石头、哪棵树。哪株灌木或哪个木栅,没有哪个小地段,他通过嗅觉不认得、不能重新认出来以及不是嗅过一次就牢牢记住的。他已经收集了一万种、十万种特殊的气味,并能清清楚楚地加以区别,随意加以支配。他重新闻到这些气味时,不仅哪拥施扶、而且当忆起这些气味。事实上又闻到了这些气味。不仅如此,他甚至能通过自己的想像掌握气味间的重新组合技术,自己创造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气味。他仿佛通过自学掌握了气味的庞大词汇表,这些词汇使他可以随意造出大量的新的气味句子来——而他能做到这点,恰恰是其他孩子使用人家辛辛苦苦灌输给他们的词汇,初次结结巴巴地说出描写世界的非常不完善的传统句子时那样的年纪。他的天才或许可以和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神童相比拟,这神童从旋律与和声中听到一个个音的字母后,就自己谱写了全新的旋律与和音——当然有所不同,气味的字母比喜的字母要大得多,并且很不相同;还有另一个区别是,神童格雷诺耶的创造性活动只是在他内心里进行的,除了他本人,任何人也察觉不到。
从外表看来,他的性格总是内向的。他最喜欢独自一人漫步穿过圣安托万北郊,穿过茶园和葡萄园,穿过草地。有时他晚上不回家,一连数目失踪。到了用棍棒惩罚他时,他总是忍受着,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关禁闭,不给吃饭,惩罚性劳动,都不能改变他的行为。他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半邦索库圣母院的神学校,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他学了点拼写,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收获。他的老师认为他智力差。
相反,加拉尔夫人则注意到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特点,这些才能和特点即使不说是超自然的,也是很不平常的,例如:他从不像小孩那样害怕黑暗和夜,任何时候,人家都可以叫他到地下室去拿点什么东西,而其他小孩即使拿了一盏灯也不大敢下去;或者,人家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叫他到仓库去拿木头,他从来不掌灯,但又能认清道路,立即拿来所需要的东西,从不拿错,从不跌跤或撞翻什么东西。当然更加奇特的是,他能透过纸张、布料、木头,甚至造过砌得牢牢的墙壁和关闭着的门看过去的本领,这一点已经由加拉尔夫人证实过。他脚不进卧室,就知道室内有多少小孩,并且是哪些小孩。花椰菜尚未切开,他已经知道莱里藏着一条毛虫。有一次,加拉尔夫人把钱藏好(她换了个地方),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格雷诺耶还没找上一秒钟,即指着壁炉横梁后面的一个位置,一瞧,果然钱在那儿!他甚至能望到将来:能够在一个人来访前很久就预告此人的来访,或是在天空里尚无一丝云彩时即能准确地预告雷阵雨的来临。所有这一切,他当然不是看出来,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他嗅觉越来越灵敏和精确的鼻子嗅出来的:花椰莱里的毛虫,横梁后的钱,隔几道墙和几条街的人——这些对于加拉尔夫人来说,即使她父亲那次用火通条打她时没有损伤她的嗅觉器官,她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她深信这男孩——虽然智力差——一定有第二套视觉器官。由于她知道,有两套视觉器官的人会招来灾祸和死亡,因而她觉得他极为可怕。当她想到自己同某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此人具有一种天赋,能透过墙壁和横梁看清藏匿得非常隐蔽的钱,这时她觉得更加可怕,难以忍受。在她发现格雷诺耶具有这种可怕的本领后,她就想办法要把他打发走。后来时机终于到了,大约在格雷诺耶满八岁时,圣梅里修道院末说明任何理由,停止付给抚养格雷诺耶的费用。加拉尔夫人也不去索取。出于礼貌,她又等了一个星期,然而这笔钱还是没有送来,她就牵着这男孩的手,带他进城去。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嗓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棵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如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于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也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复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件。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购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官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一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这一年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上帝保佑,她在一七四七年回家并告别格雷诺耶这男孩和我们的故事这一天,丝毫也没有预料到她后来这种厄运。她或许已经丧失了对正义的信念,并因此也丧失了她唯一能够理解的生活的意义。
格雷诺耶从他对格里马投去的头一瞥——不,是从他吸入格里马气昧的头一次呼吸中即知道,他只要稍有反抗情绪,这个人完全会置他于死地。他的生命的价值只不过等于他所能做的劳动,这条命的存在,取决于格里马对它的利用。因此格雷诺耶凡事顺从,从不做出反抗的尝试。日复一呼,他把自己顽强和执拗的全部能量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仅把它们用于按照扁虱那样的态度来战胜面临的冰冻期:他坚韧不拔地、知足地、不引人注目地在最小的、但又是小心照料的火苗上把握住生命希望之光。他如今是个顺从、无所需求和只有工作愿望的样板听话,任何饭菜都能将就。每逢晚上,他总是勇敢地把店已关进工场一侧的一个棚屋里,棚屋里存放着工具,挂着脑过的生兽皮。在这儿,他睡在跌得发亮的地上。他整天劳动,只要天亮就干活,冬天于八小时,夏天于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他刮去散发出恶臭的兽皮上的肉,把兽皮用水浸透,刮毛,用石灰浆喷洒、腐蚀、揉透、抹上棵料浆,劈木头,剥梨树和紫杉皮,下到呛人的烟雾弥漫的既料坑里,按伙计的吩咐把兽皮和树皮一张张叠起来,撒上压碎的五倍子,用紫杉树枝和泥土把可怕的兽皮和树皮盖上。几年后他再把坑挖开,以便从坑里把已经制成的皮革取出。
如果他不弄兽皮,他就挑水。一连数月,他从河里把水挑上来,每次两桶,一天数百桶,因为这行业需要大量的水用于洗、浸、煮和染。一连几个月天天挑水,所以他的身上没有哪个部位是干的。每天晚上,他的衣服都在滴水,他的皮肤冰冷、松软,泡得肿胀,像泡在水里的皮革。
这种生活与其说是人的生活,不如说是牲畜的生活。一年后他得了炭疽病,制革工人的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它通常是致命的。格里马已经不再指望他,他在寻找替代的人——顺便说一句,他并非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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