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课梅涅劳斯定理和塞瓦定理就到此结束。觉得还不够扎实的同学回去一定要多做题,把课上的题先搞懂,再加练。”
我缓缓抬起脑子里都是一坨浆糊的脑袋,眼前一片眩晕,视野渐渐由清晰变成模糊,然后再定焦,变得清晰。
周日往往是一周最累的一天,因为我不在学乐上数学了,跟着老师跳槽去了另一家机构,叫根培,虽然我认为叫培根会不会更受欢迎一点。
老师实力很强,自己高中时在数学奥赛拿了金牌,所以他去根培以后,由于根培的报班制度没有学乐严格,我有了学习更高难度的数学的机会,毕竟之前在学乐,我的段位还没到竞赛班的水平。我所在的尖端班只能说是在竞赛的浅水区,而不是深水区。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打击。我知道我数学水平和真正的牛娃还差了一大截,我以为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缩小差距。但事实上我大错特错,课外作业我开始不会做,而且“不会做”有了新的定义,那就是完全无从下笔,证明三点共线和三线共点我一点也分不清,谈何入手点。“会做”两个字也有了新定义:只要能做,差一点没证出来即是会。但是,学霸就不一样了,貌似所有题只要是道题,笔都不带动一下,眨两下眼睛就出来了。无论我怎么挑灯夜战,削掉了多少铅笔,磨掉了多少橡皮,橡皮屑甚至直接租房住进了我的书里,即便乐在其中,我的自尊心也开始分崩离析。身体状况也慢慢下滑。我从小就受不了熬夜,熬了一两天后我吞不下早餐,走在路上开始时不时感觉头晕,满脑子都是蜜蜂“嗡嗡嗡”的叫唤,贾洁在学校每天都要阴阳怪气地问我最近怎么了,直觉告诉我她的“关怀”从来都是班主任应该所做的“问候”。佳义的作业我是一点也不想碰,堆积如山,八点开始写,不分神有的时候十点多一点都不一定完成。为了省时间去做课外的题,我的语文作业基本都是抄答案,先用黑笔抄一半,再用红笔抄一半,打个半对,装作认真批改的样子。作业不交还得扣小组分,更糟糕的是要面对各科老师的质疑,特别是面对陈圆圆正义的质疑。最绝望的就是贾洁会一脸微笑地把你带进办公室,然后慢慢地把微笑幻化成狰狞,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了,最后还要露出满意的微笑,衬着她的吊梢眉,透着蜘蛛精的妖气。
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同学在检察院工作的父母,但是上了初一,我开始羡慕那些有会给孩子讲题的爸妈。
而我爸妈,一个吹嘘自己数学有多好,却不会给我讲题,每天上完班就是在沙发上一瘫,瘫到睡觉的点就关灯睡觉。一个不上班,在家负责我的饮食起居,专注炒股,还有烧香拜佛,祈求保佑这保佑那,殊不知祈求神明,不可多贪。
我一直都不晓得,是什么点燃了我在这方面的虚荣心。
家里,不止我爷爷在做化疗,二姨的手术结束后,化疗也开始了。母亲从来不让我去医院看二姨,二姨也不愿意我去医院看她,因为医院很多细菌,怕我去了躺医院自己感冒发烧耽误功课。爷爷每次化疗回来都是进厕所干咳,接着呕吐的声音就从墙壁那头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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