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刚刚退走,以文官为主的建炎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在高宗逃跑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吕颐浩。
江南地区重新得到太平,高宗皇帝和建炎朝廷自然是要收拾山河,重整旗鼓,恢复统治的秩序。
如何恢复秩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一个“钱”字。
连续几年的兵荒马乱,建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度越来越低了,很多地方政府和诸如漕运等地方势力越来越不听话,屡屡截留税收不上缴,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吕颐浩为人刚直、性急、兼且暴躁,即便是对着叛军的刀枪也敢大声叱喝,更何况如今是太平时日。
于是吕颐浩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实施“财源确保政策”,把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经制钱、月桩钱等的征收管理,全部纳入朝廷的管制范围。
结果是,这些政策一出,引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
站在朝廷的角度,吕颐浩的政策没有错,错就错在朝廷的管制力量太弱了,而且吕颐浩实施政策的手段也略显粗暴。
实在没办法,高宗皇帝唯有罢免吕颐浩的相位,把年仅三十一岁的参知政事范宗尹推上了宰相的位置上。
建炎四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的当月,高宗皇帝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酉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
镇抚使是个新的名称,相当于唐朝的藩镇。只不过藩镇割据最为老赵本家所嫉讳,就换一个叫法而已。
这样的镇抚使辖区建炎朝廷封了约二十个,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
这些地区大多是被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所占据。朝廷的话语权不大。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
其实,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性质,根本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
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
更何况镇抚使们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这就是所谓“救弊之道”的历史见证。
在这场分封大戏中,岳飞也凭借他过往的功绩分到了一杯羹。
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把岳飞提升为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从官位的角度,武功大夫比原来的武德大夫高一官,但按“双转”制度其实是半官,而防御使双比刺史高两官,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
在这之前。岳飞也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奏折,申请镇守淮河流域。因为淮河流域是金兵南侵入寇的必经之路。
朝廷关于岳飞差遣实职的新命,大约是考虑到了他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可惜的是,朝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和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作为岳飞的辖区。
岳飞能够分到这杯羹,除了自身的功劳外,也得到外力的帮助。
首先,以绍缉为首的大批江浙儒生不断给朝廷写信,推举岳飞;绍缉甚至跑到了宰相范宗尹的府邸中,为岳飞争取。
其次是张俊的推举。张俊之前接纳了戚方的投降,摘了岳飞的桃子,如今也乐得还给岳飞一个顺水人情,亦属正理。
作为当时宋朝军事的三巨头之一,张俊的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宋史》卷三六五:张俊自浙西来,盛称岳飞可用。
能够成为诸侯,号令一方,其他人当然会志得意满。但是对于岳飞而言,这样的安排没什么意思。
原因很简单,通州和泰州地势偏僻,处江海一隅,不是战略要冲之地,这与他“乞益兵守淮”的本意其实不合。
于是岳飞给高宗皇帝上了份奏折,上面说道:
“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末艾。要当速行剿杀,殄灭净尽,收复诸路,不然则岁月滋久,为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乞将飞母、妻并二子为质,免充通、泰州镇抚使,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如蒙指允飞所乞,即乞速赐指挥,亦不敢仰干朝廷,别求添益军马。伏乞钧照。”
这份奏章看上去正气凛然,充满了正能量。
“只要赐给我指挥权,我不要朝廷的一兵一卒,自行招兵买马,掩杀金贼”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豪言壮语!
问题是,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出发,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言论,因为他捅破了朝廷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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