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第 127 章

还严重。

    赵肃、朱翊钧：“……”

    不多几日，皇帝那儿便下旨，对这件事情作出处理。

    张居正丧父夺情，是出自上意，非本人所愿，此处不作惩处；

    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罔顾上旨，诋毁首辅，不尊座师，罢黜官职，永不录用；

    沈懋学其余一干人等，降职留用，但大家都清楚，他们的仕途，除非张居正下台，否则很难再有升迁之日了。

    原本的历史上，吴中行与赵用贤将会受到廷杖，其中吴中行因伤势过重被截肢，赵用贤被流放，而沈懋学因为立场不坚定，临阵退缩，与张居正之子攀上关系，而免遭刑罚。

    如今，明朝源远流长的光荣传统——廷杖，早在万历三年就明文取消了，所以这几个人的处罚结果，实际上是要轻很多的。

    对于廷杖，明朝官员不仅不痛恨，相反还趋之若鹜，因为谁受了廷杖，那就意味着你仗义执言，敢于得罪皇帝，立马名扬天下，哪怕被廷杖死了，也能在史书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何其幸哉！

    这些人并不知道历史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所以廷杖虽然取消，但这个处理结果，显然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张居正觉得太便宜他们了，而更多的人认为张居正这是太过霸道，以致于连他的学生都背叛了他。

    一方面是首辅的不满，另一方面是都察院那帮言官群情激涌，喊着要为同僚伸冤，换了隆庆帝在位，定会惊慌失措，犹豫不决，能拖就拖，但落在朱翊钧手上，他却采取了截然不同，让众人都大出意料的方式，不退反进。

    万历五年十二月，皇帝亲自起草言事十法，改革都察院。

    在那之前，都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说白了，就是百官里面，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弹劾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而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纵然御史选拔再严格，也逃脱不了御史变成党争的工具，今天关心皇帝私生活，明天怀疑哪个武将有造反的野心，建设性谈不上，但破坏力往往是强大的。

    有鉴于此，朱翊钧明确提出一个概念，非证据确凿不可纠劾，并且将都察院的工作内容分成两大块，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反贪。

    明朝官场贪污成风，要反贪，得先立法，过分严厉不行，太放纵也不可，而且，官员俸禄本身就很低，这就连带着要改革官员俸禄制度，现在国库收入增加了，要增加俸禄倒也不难，这是反贪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你不让他们贪，他们连基本生活都没法维持。

    为此，朱翊钧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规则，除了提高官员薪俸福利之外，又接受赵肃的建议，规详细划定受贿行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具体标准，反贪的对象，不仅是官员，还包括官员九族之内的亲眷。

    其次则是纠正官员作风，这也划定了明确的范围，而非像以往那样捕风捉影，信口开河，包括违反大明律者，苛待百姓者，冒用政绩者等等，都作了具体的分类规定。

    左都御史负责反贪的内容，而右都御使负责官员作风。

    从今以后，御史言官需要劾之有物，不可风闻言事，如果知法犯法，自然罪加一等。

    皇帝这一手玩得实在漂亮，因为此时众人的注意力都被张居正夺情一事吸引了，都察院改革，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浪，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改革，实际上被认为是皇帝对首辅的妥协，导致众人更加将矛头对准张居正，皇帝本人倒没有受到太多的苛责。

    其次，这项改革法令，对于法令颁布前的一切行为，既往不咎，也就是说，你以前贪污了多少钱，现在都不追究了，只要你以后遵纪守法，别犯到都察院手里，就不会管你。这自然得到百官一致的称颂和赞誉，认为皇帝陛下宽厚仁慈，虽然他们现在根本料想不到，以后会有多少人因为受贿而落马。

    再者，都察院原本分为两京十三道，纠察范围遍及科举、茶马、寻漕、巡关等等，为了谨慎起见，最大限度降低阻力，朱翊钧将此项改革分为三年逐步实行，头一年现在两京地区试行，后面两年逐渐推广全国。

    如此一来，几乎悄无声息，就完成了一个要害部门的重大改革。

    另一方面，闻道台也渐入佳境，万事开头难，在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风波之后，如今士子们对于在闻道台上时不时出现的惊世骇俗的话，已经是见惯不惊了，对于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宽容度也大了许多，赵肃眼看时机成熟，便让范礼安开始公开露面宣讲。

    宣讲的内容自然也由赵肃和王锡爵等人精心挑选好了，只讲天文地理，西方医学，不提上帝耶稣，更不能宣扬宗教，只有等到范礼安完成先前与皇帝的约定之后，才可以正式传教。

    范礼安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自然使出浑身解数，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在这些中国人面前倒出来，饶是如此，这些闻所未闻的学说，依旧掀起了不小的热潮。

    有赞成的，自然也有反对的，有激进极端，说范礼安意图蛊惑人心，颠覆华夏的人，自然也有竭力拥护，甚至引经据典来证明范礼安学说正确性的士子。

    这个说：“自古天圆地方，这厮居然说我们住在一个大圆球上，简直是歪理学说，荒谬之极！”

    那个道：“说你孤陋寡闻，还真没冤枉你，汉朝张衡就曾说过，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咱们老祖宗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了，我瞧那泰西人说的，不像是凭空捏造！”

    这样的争论和观点，是在范礼安的西学传播过程中最常见的，以至于后世的学者如此写道：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虽然八股文盛行，但脑子却并不僵化，辩论的氛围造就了他们有理没理都要先辩驳一番的坏习惯，同时也赋予了他们足够的思维发散空间。万事皆有可能，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是当时士林最盛行的话。不能不提的是，闻道台的出现，成为后来百家学说争相绽放的一个标志，也许它的最初创立者——赵肃，并没有料到他的一个提议，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