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便是朱尔典出手援助,运用关系用英国的兵船将袁世凯从朝鲜护送回国。1898年朱尔典升为英国驻华代理公使后,他与袁世凯的私交便已发展到了彼此都视对方为密友的层面。
“公使不介绍一下这位绅士吗?”袁世凯温和地看向莫理循。
朱尔典笑了笑,将手侧指向身旁开口介绍道:“这位是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莫理循,在你眼前的这位大人便是大清*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大人!袁大人与我是旧交情,也是一个对大英帝国非常友好的官员。”
莫理循大大方方地倾身向前,朝袁世凯一边伸手,一边用感叹的语气说道:“一直听说大人您的大名;远东这块土地能有今天焕发一新的局势、中国越来越接近民主和富强,都是因为大人您的功绩啊!!”
“莫先生过奖了!这都是太皇太后的圣明和朝廷上下同僚的努力,些许成绩还不足道哉。”袁世凯自然不敢据功己有,笑着摇了摇手。
莫理循对袁世凯所表达的善意并非单例,它背后代表的是大量西方人对清廷在态度上的转变;西方人眼中义和团期间那陈旧、落后、愚昧、散发着腐臭气息的中国形象在和约后的几年时间里并未得到改善,在华的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都对慈禧太后和清廷充满了不信任感。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05年。随着清廷受日俄战争的刺激而开始认真执行立宪、随着新政各项措施的展开,传教士对清政府的努力也表示认可和同情。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这一举措深得传教士的赞许。有些人甚至认为废科举的时间1905年9月2日将会作为“新中国”的诞生日而被记载在历史上。同在1905年,抗议美国排华法案的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传教士多认为这一运动是中国新生活的征兆,意味着中国的觉醒。
一个传教士传回国内的篇文章中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形势:“整个中国渴望改变;科举制成为过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政府也开始懂得其存在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爱国的精神正在产生,抵制美货运动是最初的表现;对宪法和重组军队的要求已经得到回应;禁止缠足、女子教育、新建筑风格、治外法权都是热烈讨论的问题。”这一时期,清政府另一项特别引起传教士关注的举措是禁烟。传教士长期以来致力于禁烟运动,对清政府最终颁布禁烟条例表示赞许,称之为“最惊人的改革”。
虽然对中国还有批评,但在华外国人的主流观点已转变为同情和理解,许多人都判断未来的亚洲将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时代;《巨人的觉醒》、《中国的觉醒》、《新中国的发展》等一系列对清廷和中国积极正面描述的文章和书籍纷纷涌现。
然而由于西方长期对慈禧的不信任、以及她在义和团时糟糕透顶的表现,因此如今的情况下西方人虽对中国改革改变了态度,但是在心底里却依然不愿意相信那个老巫婆般的女人会转性。这种情况下,长期作为新政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形象出现的袁世凯,便被中外各方都给予了厚望,被视作真正引领了新政和立宪的开明官员。
不过莫理循与朱尔典的到来并不单纯是为了来表扬袁世凯的政绩,而是有着其他的目的:津浦铁路。
早在1899年,为了修建在陆地上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清廷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便曾与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草签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借款740万英镑,九折实付,年息5厘,期限50年,合同规定北段由德商承办,南段由英商承办。后因义和团运动爆发,合同被搁置。1902年,德国代理驻华大使照会清政府,要求议定正式合同。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与英德两方谈判,后期谈判还加入了张之洞。
数年的谈判过程,中间还出现了不少曲折,中英德终于在1908年的1月3日由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华中铁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有:将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借款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30年。铁路建造及管理权归中国国家办理,中国国家选用公司认可之德国、英国总工程师各一人,两总工程师须听命于总办或其代办,所造铁路仍分南北两段。津浦铁路的建造,以山东峄县为界,分南北两段进行,分设南北两个总局,预计全长1009。5公里。
清廷委托洋行印制的共500万英镑的津浦铁路债卷将在当时世界金融中心;伦敦销售,在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了之后,身为英国公使的朱尔典很希望能够在敲定债卷上市之前,与袁世凯多一些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