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属可疑的华人,不管有无身份证,都先行拘押。
几天后,巴达维亚盛传许多华人在押解途中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华人愤慨之余,人心惶惶,许多人逃出城外遁入山林。荷兰人惧怕华人起来造反,决定清除和追杀城里城外的所有华人。
华人不得不以木棍、锄头反抗。10月9日,殖民者借口搜查私藏军器挨家挨户屠杀华人,华人区20多处起火,大部分建筑物化为灰烬。殖民当局还煽动一些愚钝无知的土人攻击华人,答应每砍一个华人的头,奖赏银钱若干。
结果,全巴达维亚的华人,除少数依附当局者外,差不多无人幸免,被打死、烧死、吊死或溺死的共有1万多人。流经巴达维亚的一条名叫红溪的河流,终于被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史称“红溪惨案”。
自1962年天竺国会通过决议,宣布中国为“敌国”。中国天竺关系趋于恶化,1962年10月的一场中国天竺边界之争,使两国关系滑入底谷。天竺政府开始制造一系列恶劣的排华事件,疯狂迫害华人华侨。
天竺当局捏造各种罪名,诬蔑华侨从事间谍活动,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华侨反对自己的祖国.甚至肆意逮捕华侨华人,把他们关进西部荒漠的集中营,狱中的几十位难侨妇女,更遭受着天竺官员和警察的兽性蹂躏,人身安全和人格得不到丝毫保障。还特地通过了针对华人的“加强监视外侨法案”,挤压华侨的生存空间,致使大批华人被迫返回祖国或移居他国。
1967年掸国出现6月27日—6月28日排华杀掠事件。对于掸国华侨来说是一场大浩劫。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迁徙流离。事件发生后,各地暴徒蠢蠢欲动,乘机再大肆洗劫一番。中掸国邦交,由此处于低潮。当时侨团及师生集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太祖思想不可丢”,一时声势浩大,却血流成河。
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冲突事件”。这次暴动实际上是一场有策划性的政变,以达至推翻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结论。
解密文件显示,“虽然还不清楚,5月13日晚的柔佛人游行集会多大程度上是由巫统的一些主要领袖组织的,但是我们肯定当晚的游行获得警方发给准证。有证据显示,当天成群结队的柔佛人从较远的地区来到吉隆坡,他们有的持有武器。在白天形势渐趋紧张,到了晚上就发生了柔佛人及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市中心以及东北方市郊就有很多死者了。许多房屋和车辆也被烧。”
现在,当你问柔佛人关于513事件时,他们会说:“华人砍柔佛人;反对党暴乱。”但是当你问华人的时候:“柔佛人砍华人,他们排华。”
1969年5月26日的《曼谷世界报》也认为:“排外现象,90%的伤亡人士都是华人,证明柔佛人暴民实在太激烈,而明显是有目标的、被指示的。”
红色高棉统治真腊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
1975年红色高棉时期,商人身份的华人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宣传为“有史以来都是吸真腊人的血的资产阶级恶魔”,在“红色恐怖”中,许多华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具体数字,尚在解密之中。
1975年安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安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南海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暹罗华商是暹罗的重要经济支柱,当地有不少大型企业都是由华商开办。这些华商早在清朝时就已经来到暹罗谋生,并渐渐溶入当地。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的事,
华商长袖善舞,渐渐把握了暹罗的经济命脉,使当地开始出现排华情绪。华人为求自保,都主动放弃原来的中国拼音姓氏,而改用有相同意思的泰语文字来当作他们的新姓氏、甚或采用当地原有的姓氏。这运动后来称之为“改姓名运动”。
从1910年暹罗拉玛六世登基,到1944年披汶·颂堪军人政权的垮台,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暹罗统治阶级掀起了中国暹罗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排华浪潮。
可以说拉玛六世最先拉开了排华运动的序幕,创建君主立宪制的民党政府,则将排华丑剧推上了舞台。而披汶·颂堪政府则把这出丑剧表演得淋漓尽致。纵观这期间的排华政策,几乎都是以”限制华人政治权利、打压华人经济、阻止中华文化传播”为主线,但在具体措施上略有异同。
想到这些,巫山不由得泪光涟涟。
“华人兄弟姐妹们,我来了!”他低低说了一声,注视着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