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书院大师：在困境中实现超越

讲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有敢于对抗现实的道德修养和勇气，而且还必须洞悉教育发展规律，以便使书院能在现实的困境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在道德方面堪称师范，而且还有着独特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将因前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书院等同于民间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认为这类书院应以推广和普及儒家学术为主要职能；而将因后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认为其主要职能则是创新儒家学说。由于这两类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民间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二） 学术创新的勇气

    学术创新既需要超越当下的学术体系，也需要超越现实条件的各种限制。书院学术大师要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创新，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这是为历代以学术研究与传播为主要职能的书院在实践中所证明了的。

    北宋中后期，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二程虽然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们仍然执着于学术创新与传播，为宋代理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而且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基本上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屡次政治打击面前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并执着于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面的作用日渐减小，但王阳明、湛若水等学术大师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明代中叶，王阳明在政治压制下表现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初到龙场的王阳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栖身山洞，还需自己垦荒种地来维持生计。然而，仕途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并未让王阳明自暴自弃，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思考。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王阳明终于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其心学体系构建的起点。为宣扬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并讲学于贵阳书院。王阳明虽然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能创造性地提出心学思想，这既是其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与其对学术永不停息的追求密切相关。

    宋明学术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有诸多的限制因素，但由于以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书院大师及其门人以自己的学识与勇气，积极进行学术创新与传播，使中国古代学术在宋明时期再次走向繁荣。

    （三） 调适书院发展与现实需要矛盾的智慧

    在困扰书院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科举取士制度是力量最强大的。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地位逐渐提高，至宋代发展为主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因而读书应举、博取功名成为大多数士人的毕生事业。至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如何在保持书院重儒家学说的研究、传播和重道德培养的特点的同时，教授科举知识，让生徒在场屋竞争中获得功名，并且使二者维持相对平衡、甚至是相得益彰，成为考验书院大师智慧的重大课题。

    书院大师们对于生徒应试的态度是逐渐转变的，一般来说是随着科举制度地位的提高，他们对书院教授科举知识的抵触情绪逐渐降低，直至通过教授科举知识来帮助生徒应举。二程创办书院以培养“希贤希圣”之士为己任，反对书院生徒为应举而学习，程门高足谢良佐准备应举时，程颐以参加科举考试不利于道德养成为理由表示了反对。但是谢良佐还是坚持应考，并于元丰八年（1085年）乙丑科进士及第，这说明程颐反对生徒应举也只是表现在言论上，并未从根本上禁止生徒应举。

    针对士人片面追求科举，而忽视道德养成的学风，以朱熹为代表的书院大师都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的批评基本上都集中在科举考试重道艺，不重德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弊端之上。但他们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而且认为书院与科举完全可以并行发展，并不存在水火不容的矛盾。

    而对于科举的这种认识，为书院大师们调适书院的教育理念与科举的矛盾提供了可能。他们普遍认为士人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高尚人格是科举应试的前提。而在教学实践中，为协调学习儒家经典和读书应举之间的矛盾，书院大师们认为只要能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并将学习儒家经典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之上，二者之间就不会产生矛盾。书院大师们在科举制度风行的现实面前采取主动适应科举的态度，这既是他们为维系书院内在发展规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又是他们适应现实智慧的表现。

    随着科举取士地位的提高，明清书院虽然继续强调道德养成是应试的基础，但科举应试在书院教学中的比重日益上升，书院甚至沦为了科举的附庸。尽管大师们为坚守书院的人文精神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也难以抵挡科举应试对士人的巨大诱惑，他们甚至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直接开展科举教学。

    三、 启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尽管当代大学面临的现实限制与书院已经大不相同，但书院大师敢于直面现实困境，以及在超越困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创新学术的勇气和调适书院与现实矛盾的智慧，应当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借鉴的宝贵资源。据此，笔者认为当代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

    （一） 洞悉大学发展规律的教育家

    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大学校长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要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大学校长需要掌握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大学精神的核心内涵，洞悉大学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大学的历史与传统，提出独特的办学思想与理念。为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大学校长还必须按照大学内在的运行规律进行管理，使内部管理体制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与德才兼备的书院大师们一样，大学校长还必须是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人文功底和博大胸怀的学者，这样才有利于其办学思想与理念的推行。

    （二） 学术创新的推动者

    与书院一样，学术创新水平是当代大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衡量大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而目前我国大学的学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学术创新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过于僵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学校长不仅自己是学术创新的实践者，而且也是学术创新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大学校长必须有改革大学内部的学术评价机制、人事聘任体制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勇气和决心。诚然，从短期效果而言，这种改革确实会对大学产生不利的影响，诸如大学排名下降、科研经费减少、权威刊物论文减少等方面。但从长远而言，这种改革却有利于培育有实力的创新团队，有可能在学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因此，推动学术创新改革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大学校长有足够的勇气，能忍受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与阻力。唯有如此，我国的创新能力与水平才能在大学中得到跃升。

    （三） 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步伐的加快，大学逐渐进入了社会的中心，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结果是大学发展受社会的影响愈来愈大，甚至不得不为适应现实而改变办学的方向。大学面临的这种状况与书院受制于科举十分类似，大学校长可以借鉴书院大师既遵循书院自身发展规律、又适应科举的做法，即大学校长们在尽量按照大学自身发展规律来处理学术事务的同时，协调好大学与政府、社会、企业、学生家长等之间的关系，形成大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经费支持。因此，大学校长还必须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大师们面对书院发展的现实困境，凭借其博大的胸怀，以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洞悉书院发展规律的睿智来迎接现实的挑战，使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制约，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书院大师们在历史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为当代大学校长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高瞻远瞩地把握当代大学的发展方向，从而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贡献出各自应有的力量。

    （与李兵合著，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