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他们都指出学术的根本任务乃是传承儒家的道统,也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们为了强化自己的学术使命,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往往将自己的学统与道统承传结合起来。南宋初期,许多理学家就把自己的学统奉为正统。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表示要把书院作为振兴理学、承衍道统的基地:“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202.)可以说,南宋时期几乎各学派在强化各自的学统时,都宣扬了自己的道统观。朱熹被尊为道学集大成者为学界所称许。朱熹的弟子和一些后学把朱熹捧为孔子第二,黄榦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道彰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道学传三.)这就把朱熹列入了圣传道统的体系。同样,陆九渊也声称自己是“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一始明也。”(陆九渊集,卷十.与路彦彬.)陆九渊的弟子则竭力宣扬陆学的正宗地位。可见道学家们之标榜道统论,无非是在争夺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权,而书院要抬高其学统地位,使其受到尊崇,总要和道统相结合。
为了使书院学统与道统结合,并使之神圣化,相关的书院祭祀得到了充分发展。宋、明以来书院的文庙专祠之设,实际上就是使学统与道统一体化了。
稽考历史,多数书院均有祭祀先圣、先贤的制度,主要是祭祀孔子及其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子“四配”,另外也要祭祀理学大师。熊禾云:“仆于云谷之阳,鳌峰之下,创小精舍,中为夫子燕居,配以颜、曾、思、孟,次以周、程、张、朱五先生,隆道统也。”(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潜庵学案.)许多书院将本学派的创始人、本学派的代表人物也作为祭祀的对象,以便通过祭祀活动标榜本书院的学统。如朱熹“作竹林精舍,释奠先师,以周、程、邵、司马、豫章、延平七先生祀”(白鹿洞志.明万历二十年刻本.)其中罗豫章、李延平系朱熹的老师,是闽学一派的先驱人物,朱熹在祭祀中突出了北宋的几位道学大师和本学派的先驱,很显然意在标榜书院所尊崇的学统,以争得学术正统地位。
同样,象山学派也通过祭祀来提高本学统的学术地位。傅子云《槐堂书院记》云:“象山先生禀特异之资,笃信孟氏之传,虚见浮说不得以淆其真、夺其正,故推而训迪后学,大抵简易明白,开其固有,无支离缴绕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会听,沉迷利欲者,惕然改图;蔽惑浮末者,翻焉就实;胶溺意见者,凝然适正,莫不有主于内。则智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于著诚息伪,兴起人心之功,亦可谓有光于孟氏矣。先生殁,郡县往往于其讲学之地立祠。”(抚州府志,卷三十三.清同治年刊本.)象山后学尊崇先师们的德业,在书院立庙以祭之,或虽无庙但以祭祀为授业之必需等,都旨在希望象山所创的心学学统能够发扬光大,使儒者具有崇本务德之心。湖湘学统的传承也很重视祭祀。明彭时云:“我朝推崇先生(胡安国),列诸徒祠,诚万世之公论,而崇安乃先生乡邑,矧可无专祠以起后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宗所谓尽心于书院而不敢后也。继今学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一惟其道德言论,庶几进德修业,卓有成效,然后无负于太守表彰风励之意。”(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南岳志,卷十七.清光绪年刊本.)书院祀贤,实为勉士“见贤思齐”,不忘“希圣希贤”。
由上可知,不同书院因学统不同,祭祀的对象也有差别。正因为书院祭祀标榜本书院的学统,鼓励后学继承发扬学派特色,所以学统与祭祀的结合使书院学统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与刘平合著,原载《教育评论》200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2年第5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