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

为文化人士自主创建和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对各地地域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湖南地区地处长江流域以南，汉唐时期一直远离中原王朝，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也被认为是文化落后的南蛮卑湿之地。其实，所谓文化落后，是指地方的精英文化相对而言要比中原落后。在宋以后的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代表精英文化的理学学术与书院教育在湖南地区得以发展，成为十分重要的地域文化资源。湖湘之地的士大夫、乡绅在从事书院创建及地方文化建设时，十分注意强化对周敦颐作为地域文化象征的历史记忆，其实也是强化他在文化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宋、元、明、清时期，在湖南出现了大量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书院命名一般以地名为主，但也有许多书院是以某些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来命名，因而这些文化符号具有强化文化记忆、突出文化特色的特殊意义。湖南出现大量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就是如此。

    南宋时期，在湖湘学者的倡导和推动下，那些周敦颐宦游过的地方，纷纷修建了祭祀周敦颐的濂溪祠。就在修建溓溪祠的当时或以后不久，这些地方又纷纷创建了作为地方文化教育核心的濂溪书院，通过这种具有文化生产、文化积累、文化传播功能的书院机构，来强化周敦颐在文化地理中的特殊地位。

    当然，最初是道州濂溪书院的创建。景定三年（1262年），该书院获得了理宗皇帝御书“道州濂溪书院”。知州杨允恭为之撰写了《濂溪书院御书阁记》，强调了书院的教育宗旨是“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原载湖南通志，卷二百七十九.转引自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2.）。道州濂溪书院自南宋创建后，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标志及其潜在意义，故而历经元、明、清各朝得以修复并延续办学，清朝时还获得康熙皇帝“学达性天”的赐额，地位一直很高。以后，因为湖南桂阳为周敦颐宦游之地，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知县周思诚创建濂溪书院，同时建祠祭祀周敦颐。该书院于宋元之际一度废弃，明正德年间修复，明清两朝延续办学。

    此外，为了强化周濂溪在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宋至清，湖南省各州府纷纷创建纪念周敦颐的书院，以强化对周敦颐作为区域文化符号的记忆。根据地方志材料，并参考《中国书院辞典》的《中国书院名录》，可知当时湖南地区所建的纪念周敦颐的书院共有二十多所。

    宋、元、明、清以来，全国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不少，但统计后可以发现，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主要集中在湖南地区，这当然与周濂溪是湖湘区域文化的代表有关。

    与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同时出现并表达湖南人的历史记忆的，是祭祀周敦颐的专祠大量出现。其实，一般来说，每一所濂溪书院，均有一所祭祀周敦颐的祠堂。与此同时，在湖南地区的那些以地名命名的书院中，亦大量设有祭祀周敦颐的专祠。譬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本与周敦颐的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山长袁名曜还是建专祠于岳麓书院内，他的理由完全是地域性的文化记忆，即“濂溪周子为湖南人”，故而他认为应该激励湖湘士子继承濂学，即“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勃然兴起者”。（朱汉民主编.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118.）由此可见，无论是创建濂溪书院，还是设置濂溪祠堂，湖南的士大夫群体均是强调“濂溪周子为湖南人”这一区域文化符号的历史记忆的。

    三、 周敦颐的文化诠释

    为了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湖南地区的士大夫、乡绅等采取刊刻周子遗著、创办濂溪书院、设置濂溪专祠等方式，使得人们对周敦颐的记忆越来越深。但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乡贤的纪念活动，事实上，他们在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展开对他的文化诠释。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个体将回忆点回到脑海中。换言之，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在每时每刻都能重构其过去。”（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03.）湖湘士人在回忆周敦颐的同时，也是一种“重构其过去”，即对周敦颐展开文化诠释的活动。

    湖湘士大夫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是从儒家学说的普遍性与湖湘文化的地域性这两个方面阐发的。其实，湖湘文化建构的目标，恰恰是要建设一种既有天下普遍性、又有鲜明地域性的区域文化。所以，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文化建构的目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方针推行后，广义的中原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汉唐时期的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将这个产生于黄河流域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文化推广、传播开来，建立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所以，对于远离中央王朝政府意识形态核心的湖湘地区而言，其文化结构中的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之间并不是很谐调，往往体现出一种紧张性。一方面，湖湘地区保存了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传统，上古时期的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均是具有悠久历史、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但是它们均只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形态存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所要推广、传播的文化观念、社会礼俗，尽管它们是精英文化形态，却只能通过那些崇儒重教的儒家士大夫做一些外在的文化引进和灌输。譬如贾谊、柳宗元等士大夫在湖南开展的儒家文化的传播活动，对推广儒家文化虽有成绩，但并没有将普遍性的儒家文化融入地域性的文化之中。这样，汉唐时期的湖湘地区文化结构呈现一种二元紧张，具有区域性意义的民俗文化并不像儒家精英文化那样表现出普遍性的意义，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儒家精英文化却是指外来的中原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区域性文化的意义。

    汉唐以来，湖湘地区的士大夫、乡绅所面临的地域文化建构的任务，就是要化解湖湘文化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建构一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湖湘文化。他们的努力终于在宋代取得成功。周敦颐及其濂学本身即是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湖湘文化的代表。周敦颐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湖南地区土生土长的儒学大师，他曾在湖南的邵州、永州、桂阳等地做官讲学，故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周敦颐在中国文化史、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统合发展的要求，又具有深刻的普遍性。周敦颐能够作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恰恰在于他本人就体现出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作为湖湘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周敦颐的地域性特质与普遍性价值均需要进一步诠释。当然，这种文化诠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统一其地域性与普遍性的湖湘文化。历经宋、元、明、清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一代代湖湘士大夫、乡绅的努力，他们努力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不断展开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最终建构了一种既有地域性、又有普遍性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建构的完成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使周敦颐为代表的湖湘理学成为湖湘文化的核心文化。汉唐时期，湖南一直处于中原核心文化的边缘化地位，即所谓“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巽斋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1183：5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故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低。这段时期内，尽管其他地域学术思想蓬勃发展，文化思想异彩纷呈，但是处于思想文化边缘地区的湖南，则无声无息。只是两宋以后，形势才发生了重大逆转。理学是宋明学术思想的主流思想与核心文化，这个向来“不为中原人文沾被”的地区一跃而成为“理学之邦”，是中国理学思潮形成、发展、集大成的几个重要省区之一，出现了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又形成南宋初期最盛的湖湘学派，还产生了理学总结者王夫之，晚清时期还有保持理学精神传统的湘军集团代表人物曾国藩等，有影响近代甚深的理学型教育家杨昌济等。可见，湖湘文化成为以湖湘理学为主流思想、核心文化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建构完成，是在湖湘学派胡宏、张栻等人经过不断地唤起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才能够逐步实现其文化建构目的。到了南宋后期，这一文化建构的任务已经初见成效。以后，历经元、明、清各代，理学思想一直占据着湖湘地域的主流思想、核心文化的主导地位，即使明清时期涌现各种思潮，但湖湘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在强化。如尽管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大盛，但独有湖湘之地仍然推崇理学，这正如清儒罗汝怀所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其言字体意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各以程朱为宗。”（缘漪草堂文集，卷首.光绪九年刊本.）可见，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最终实现了湖湘理学在地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表彰了湖湘文化对中华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凸显了湖湘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提升了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一种新兴文化思潮，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儒家学说向更具文化综合、更有哲学思辨的理论层次发展。而历来对中国学术文化贡献较少的湖南地区，一跃而成为理学思潮的重镇，既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包括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曾国藩、罗泽南等，他们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奠基、建构、发展、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影响全国的重要理学基地——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碧泉书院等。湖湘理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著名教育家、留学欧洲多年的杨昌济先生在湖南一师讲德育课时，仍然大量传授理学思想）（参阅**.讲堂录.**早期文稿.湖湘文库，甲编：380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25—551.）——地域文化的成就、地位与它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有关。以理学为核心文化的湖湘文化，在理学思潮形成、开拓、发展、总结、转型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为中华学术文化发展、演进的标志性成就，他们的思想学术成为中华学术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宝藏。

    其三，实现了湖湘地域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性统一的文化建构目标。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的最终目标，均是为了实现当时及以后的文化建构。湖湘士大夫、乡绅们不断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为了建构一种以区域性理学传统为核心文化的湖湘文化。同样，他们对濂溪学展开的湖湘地域性与中华普遍性的双重诠释，更是为了实现一种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建构目标。当湖湘士大夫、乡绅们反复宣扬濂溪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学术创新，特别崇敬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重要地位，异常强调周敦颐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均是为了凸显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湖湘士大夫、乡绅们也在反复宣扬濂溪学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质，特别强调湖湘地域对濂溪学形成的历史条件，非常崇敬周敦颐作为湖湘之地“乡先生”、“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的品质，则是为凸显湖湘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地域性”与独特性。

    （原载《求索》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