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

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德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如著名的《九章算术》的数学知识即主要是围绕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产品交换、赋税负担以及利息、关税、分配等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计算问题，《九章算术》就是为了解决其中的数学计算而编纂的。

    不仅是科学技术知识，就是在人文社会知识领域内，功利主义也是建构知识的目的和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在中国古代，经学一直是传统知识谱系中的主流，是一切文化人必须系统学习的基本知识。但是儒家经典本来就是一般的历史文献，它们能够由一般的历史文献上升为经典，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它要承担统一意识形态、确立政治法典、形成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功能。所以，和我们今天的有些理解完全不同，经学本身绝不是一门纯粹的学术，通经致用完全是经学的内在要求，尽管经学内部派别各异，各有不同的学术思想特色和成就，但是从最终目的而言，经世致用是经学的根本宗旨。另外，按现代的人文社会学科分类，中国古代也有政治、历史、伦理、宗教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也有重视现实问题解决、以社会功用为衡量标准的特点。如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发达的政治学说主要是“治道”，而不是“政道”。“政道”是以政治原理、公理为出发点的政治学说，而“治道”则是以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用、政治运作为目的技能、手段，它们主要是以政治功能而不是政治原理来衡量的。历史知识发达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点，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学问，“资治”是中国历史知识发达的根本原因，社会功用成了历史学发展的原动力。

    本来，知识的真理性与有用性是紧密联系的两大根本特性。由于知识能真实反映客观实在，是一种具有真理性的精神成果，故而能够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具有满足人的目的、需求的功用性。同时由于知识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利用世界、改造世界，使人们在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也在于知识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实在，故有真理性的根本特质。但是，知识的真理性、功利性毕竟是两种衡量知识的不同尺度。对它们二者的不同偏重，形成了中西方构造知识体系的不同旨趣结构，而中国传统的知识旨趣是功利型的。

    与上述的中国知识传统旨趣的操作性、直觉性、功用性相比，西方知识旨趣鲜明地表现出思辨性、逻辑性及真理性的特征。我们可以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这种知识旨趣的源头。古希腊的知识形态建立在主客相分的认知关系前提条件上，一方面强调对理论思维形式的反思，建构了一套脱离现实内容的纯思维形式；另一方面则强调知识是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将客观世界确立为独立于主体的认知对象。古希腊人相信宇宙世界可以归结为一种最高的存在和普遍的法则，他们称之为“存在”、“理念”、“逻各斯”，同时，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具体的本质和规律，知识就是运用概念去反映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古希腊的知识传统中有一种对知识、思想及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作反思的传统。奠定古希腊知识传统的那些著名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对知识的逻辑形式作过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思想的思考”（thinking on thinking）方面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这种思想的反思活动中充分发展了形式逻辑。他们相信人们所认识的外部世界是有严谨秩序的，“逻各斯”就是外部世界的秩序、规律的总称。人们必须运用思维的逻辑形式，即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那个外在的“逻各斯”。所以，古希腊人在思想反思的过程中建立了形式逻辑的法则，包括正确定义概念、科学推理的形式方面的规则。构成全部西方知识文化的基础的思维规律、逻辑形式，就是在这种对思想的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成果，它们深刻地影响并决定西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建立，并且对西方的科学知识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奠基的作用。同时，古希腊的广义的知识阶层中盛行一种脱离社会功用而纯粹为了知识理性的完善而展开的辩证活动和学术交锋，探求知识似乎不是为了现实需要和功利追求，而是为了摆脱人类的愚昧和无知，寻求真理本身就是知识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古今来人们推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为了寻求真理，希腊人对为学问而学问有着比为现实功用而学问有着更高的评价”，他们认为“为这学问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所以，尽管古希腊发达的科学知识给他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功用带来了无穷的益处，但是，古希腊的知识形态却鲜明地保留着这种以求真为根本取向的特色。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知识旨趣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强调操作性、直觉性、功利性，这和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强调知识的思辨性、逻辑性、真理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知识旨趣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探求知识的文化根源之学。他认为每个时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结构类型，它们决定和支配着知识总体的构成原则和基本信码。如果知识形态是人们理性地、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话，那么，支配这种知识的文化根源则往往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的。中西知识形态的差异不是智力水平、认知能力的差异，而是一种知识旨趣的差异。本文希望借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形成中国传统知识形态，知识旨趣的文化根源作一探讨。

    在以文字为符号的知识形态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文化的主体是原始的巫术礼仪，那个时期的文化人被称为“术士”，所以，我们将这段时期的文化简称为“术”文化。术文化完全是一种行动实践化的文化，而与后来概念文字化的知识文化相区别。远古时期，术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涉及到祭祀、卜筮、祈祷、治病等巫术性的宗教活动，而且还从中发展出包括生产、打猎、军事等各类社会活动的仪文礼节，“其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会祖先，降福氏族；其客观则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41.）

    其实，在世界各个古文明中，都有一个巫术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源头，以后才从这种原始的巫术文化演变发展为文明时期的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典籍文化。但是，中西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却走的不是一条途径。古希腊文化经过“哲学的突破”之后，其思想文化摆脱了原始巫术，科学与宗教脱离了巫术而获得独立的发展。这样，西方的知识传统具有了思辨性、逻辑性、求真性的特色。但是，古代中国的巫术文化则直接转化、演变成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保存了巫术文化中操作性、功能性及主客互渗性的特点，但是又具有理性化、典籍化、体系化的特点，儒家的《周易》、《仪礼》等经典就是这种典籍化巫术的文化结晶。

    这种由“术”而转化过来的“学”，就必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知识形态的传统和特色。中国的知识传统所以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它源于术文化、同时又包容术文化有密切联系。譬如说，巫术文化是一种身心一体的文化，注重程式化的活动，其思想概念都体现在规范化、操作化的活动过程之中，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具有操作性的特点，“知行合一”、“理在事中”表达了这种知识形态的特点；巫术的活动过程是主客不分的，施行巫术者既是具有主动精神的祈求者，又是那作为“神灵”的对象性存在，而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明显具有主客不分、天人互渗的倾向，认知对象从来不是某种脱离主体的对象性存在，就是朱熹确立了“天理”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法则，但他最后又承认“心与理一”，认知对象就在认知主体之中，格物时所认识万物中之理与体认心中之理结合起来，它是同一个“天理”。巫术文化不是为了个体的精神超越，而是希望获得世俗的现实需要和物质利益，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具有功利化取向，功利性成为衡量知识价值性的根本标准。

    由于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演化过程、基本结构不同，故而导致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各自不同的知识形态。这两种各具文化渊源和显著特色的知识、知识旨趣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实用精神，以这种实用知识传统为依据，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及相关的社会组织结构，使中华文明一直保持为世界最发达、最优秀、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文明之一。而古希腊的知识传统则体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要求一切知识均要建立在思辨化、形式化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古代西欧以这种思辨理性为依据而创造了自己的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西方文明同样是世界最发达的优秀古文明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说，中西方知识形态、理性传统各有千秋，并且形成了各自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知识传统呢？一方面，我们无疑要充分认识到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的不足。我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建设，建设一个高度组织化、效率化、法制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那么，我们就需要克服、弥补传统中国在知识理性方面的不足，学习、吸收西方的知识传统和理性传统。西方知识的理性主义精神，是我们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市场经济与契约社会所必须接受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人类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又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传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质疑、反思与批判，确是击中了遍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弊端，包括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掠夺、机械化社会组织的非人性化等等，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人类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文化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是人类与自然共同构筑的一个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能够建立最大程度上激发、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的商品经济，发展更有效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的科学技术，建立更有效率但又是更加机械化的社会组织，这种膨胀了的工具理性非但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反而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中国传统的知识理性并不预设主客二分，而是将宇宙看作是人参赞化育的过程，这种实践型的知识形态，永远保持着它作为人类参与宇宙过程的特点，以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和谐。所以，人类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为了构造一个更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就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中国的知识传统。

    （本文列入2002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论坛发言”，选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又载《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