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六艺之教的智育因素

的行为训练，可见，教射是一种要求极为严格的智育活动。

    御教也是一种法则要求很严的技能训练。关于“御”的法则有五个方面，称为“五御”。“五御”包括“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鸣和鸾”要求车起动后，其车铃“和”与“鸾”必须铿锵齐鸣；“逐水曲”要求御者善于随水势变化屈伸，而不至覆入水中；“过君表”要求在遇到辕门设障时能乘隙而入；“舞交衢”要求行于交衢处能驾车旋转，如应舞节；“逐禽左”指驾车出猎时，要善于用车阻挡禽兽，协助射猎。另外，御车也得受到礼的规范的约束。因此，和射教一样，御教也是一种具有严格法则的行为训练。学生必须掌握御车的各种规则要求，反复进行操作技能的训练，最终才能达到智育训练的要求。

    三、 书数之教与智育

    在“六艺”中，书、数之教最能反映智育的特征，是最重要的智育教学内容。

    书教即为识字教学。如前所述，夏商周三代在中国文字发明、形成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陶符到甲骨文、钟鼎文，中国文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据考古发掘统计，商代甲骨文、金文已有5930多个，字数增加，笔画也更复杂，因而识字是三代贵族拥有文化知识的重要标志，识字教学是当时智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据《礼记·内则》载：“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可见，西周时儿童到十岁就得学习识字与算术。

    西周的识字教学比较发达。西周的学人根据文字的特点总结了文字形成的规律，他们在对学生实施识字教学时，即是依据汉字规律实施文字教学。不少汉代学者追叙并肯定了西周人以“六书”将汉字分类以施教的情况。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亦提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他将“六书”概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当然西周是否实行了以“六书”作识字教学，尚需要更有力的史据证明，但西周确已开始了文字学的研究，并利用汉字规律教学。文字学家唐兰认为：“中国人研究文字，据现在所知，是周朝开始的。《尔雅》据说是周公做的，所记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很多是新造的形声字，倒很像是西周前期的……”（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2—13.）

    而且，中国最早的字书《史籀篇》，曾被认为是周宣王太史籀为教童子所编，此说虽不确切，但近人考证它与西周文化教育确实有一些渊源关系。所以，西周人使用文字分类的教法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史籀篇》当与周人的识字教学有直接关系，说明‘六艺’的书学可能已有字书作为教材，其施教也有一定的办法。”（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09．）

    先秦的所谓“数”是数术的简称，故而数教的范围比数学更广泛，除了指今天的数学外，还包括各种自然之理以及企图认识、利用这些自然之理的巫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可见数教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包括宗教知识、巫术技能，又包括各种自然知识、科学技能。

    在夏商周三代，宗教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数教的任务，首先就是向学生传递这些宗教知识和巫术技能。上面所讲数术的六个方面，大多是作为一种宗教和巫术技能来传播的。如“天文”，就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天文，而是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观测天象的自然知识和预测吉凶的宗教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蓍龟、杂占等，则完全是一种巫术知识和技能。如蓍龟即是包括龟卜和占筮这两种卜筮之术，龟卜即是根据火烤后的龟骨的裂纹以卜断人事的吉凶。《周礼·春官·宗伯》载“太卜”之职能：“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龟兆有三大类型，而每一类型又包括120种基本形状，而断定吉凶的“颂”多达3600条。所谓“占筮”，则是计算蓍草变化的数目，得出八卦之象，然后推测吉凶。占筮之法更是非常繁杂。由此可见，数教作为三代智育的一项内容，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宗教知识和巫术技能。

    其次，数教内容又包括数学知识和演算技能。在古代，数学被称为算术，是数术的一种。许慎《说文解字》云：“算，数也。”意指算术即属数术。据《礼记·内则》所说，西周贵族子弟到六岁时即“教之以数”。殷周时期数学已经比较发达，在殷商的甲骨卜辞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而且，现存的甲骨文、金文的数字记写方法，已具有十进位制计数法的特点。由于数学知识的发达，故而学习识数、计数以及进行计算，成为商周数教的重要内容。《周礼·地官·保氏》提出“六艺”之一的“数教”为“九数”，郑玄在《周礼注》中认为“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但后人认为“九数”为《九章算术》，从而肯定“六艺”之数并非“九数”。但不能排除西周已经萌芽或创立“九数”之中的有关运算。由此可见，商周时期数教的内容已经包括大量数学知识和演算技能。

    再次，数教中还包括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授。据《礼记·内则》记载，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教之数日”，“数日”即为纪日方法。其实，早在夏、商之时即开始实行干支纪日。夏代曾以干支作帝王名，可知当时已发明干支纪日法。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发现殷人教子弟学刻六甲表的遗存，进一步证明数教确实包含学生学习干支纪日法的内容。西周的纪日法更加完备，纪月以数，纪日以甲子，并加入了朔望的内容。西周贵族子弟到了九岁，就须开始学习、掌握这些历法知识。

    夏商周三代的“六艺”之教，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它涉及到多种门类、多种学科的知识技能，标志着三代智育教学的高度发达和完善，促进了中华智力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由于六艺之教能够将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结合起来，并且突出技能训练在智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故而鲜明地体现了上古文化教育重躬行实践、重操作技艺的特色。六艺之教的教育特色，对儒家教育重躬行实践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2002年第1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