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他们所指望的,不过是温饱二字。括户的结果出来,我大周九成以上民人都靠种地过活,这些农民所能许下的心愿,或是今年多收了三五斗米,或是明朝织布时多匀出几尺,做件体面的衣裳,若是赋税少一些,顿顿能多吃几碗粟米,多加一碟菜,或是逢年过节,官府赐些酒肉,集市里胡人演一场好看的戏目,寺庙里高僧讲一场精彩的半故事半教化的变文,那便是最值得称道的好事了,至于当今皇帝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当官的到底是他们选出来的还是上面任命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如隔着浓雾看见的远山山尖,既懵懂又遥远。
在上下两层之中,真正去为我做这些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冯永昌便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活生生地告诉我,这些夹在中间、得了上面授予的权柄的人,具体是如何施之于下的。如何使我想做的事,真真正正地做到下面去,不南辕北辙,不偷工减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而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渐渐开始困扰着我——我终究只是一个人,就算提出了这样的理想,并且终我一生都在践行它,也不过数十年光阴,而社会的进步和女人地位的提升却绝非区区数十年便可蹴就的。我在时,这些事尚有人一力推动,倘若我不在了,这些事,将由谁来继续?
以我的浅薄才识,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什么万全的计划。但我知道,做成这事的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我的属下们,不该是单纯的“公主党人”,而该是在制度的监督下,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做事的人,我的理想,也不该因我之荣而兴,因我之败而衰,而是在制度的保证下代代相传——或有所修正,但其为人谋福利的宗旨不该改变。
我一人所做的,或许只是一点微小的努力,但若能有千千万万个我这样的微小努力,这世间或能变得比以前更好一点。倘若我这些小小的努力,竟能够为后人之台阶,使得后人可以站在我这前人所铺垫过的地方,看得更高、做得更多,那就更好了。
一整个初春我都在想这些无从与人述说的东西——唯一可与我说这些的人远在汝州,所通笔墨,或多或少都会经母亲的审阅——一面引颈相盼,盼着圣驾与我的阿欢回来。
二月在我乱纷纷的思绪中匆匆而过。三月初,天气回暖,圣驾回銮,守礼与我出城迎接,我与他一般执了鞭,骑了马,在大道两旁陈列仪仗,严阵以待。
圣驾却远比我们要随性得多,母亲着了便服,骑在马上,任人牵着缰,慢悠悠一路行来,在她身后,无论男女,俱乘大马,或着常服,或着便服,五颜六色,甚是绚烂。
人群中最耀眼一人,着紫色常服,骑了青骢马,缓辔近前,远远地便望着我笑。待送圣驾还寝宫,与我向东宫并行的路上,方宽去外袍,展露里面一件窄袖衣裳,对我眨眼:“你看这件衣裳,像不像你从前和我描述的,那个叫做‘替絮’的东西?若是平常穿了这衣裳,干活想必方便许多?”
作者有话要说: 一更,晚上还有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