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一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汤普森医生和总警督贾普前来通告波洛关于亚历山大-波拿帕特-卡斯特一案的法院诉讼程序的结果。
波洛自己则由于支气管轻微受凉,使他无法参加。幸运的是,他没有让我一起去。
“决定提审,”贾普说,“就是那样。”
“这不是挺不寻常的吗?”我问道,“在这个阶段进行辩护?我原以为狱中犯人总是保留辩护权的。”
“这可是正常的程序,”贾普说,“我设想,年轻的卢卡斯认为他可以突击办理。我要说,他是个裁定员。精神时常是唯一可能的辩护理由。”
波洛耸了耸肩。
“如果是精神失常,就会被宣判无罪。在国王在位期间,囚禁很少能好过死刑。”
“我猜想,卢卡斯认为可能会有机会,”贾普说,“因为只要有那人在贝克斯希尔谋杀案中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据,整个案件就可能变得证据不充分。我认为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案子是多么的证据充分。他是个年轻人,他想在公众面前露露脸。”
波洛转向汤普森。
“你有什么看法,医生?”
“对卡斯特吗?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扮演那个神志清醒的人非常出色。当然,他是个癫痫病人。”
“这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结局。”我说道。
“他正好在发病的时候,跌进了安多弗的警察局?是的,这是这场戏剧的合适而富有戏剧性的结尾。ABC总是恰到好处。”
“有没有可能犯了罪却不清楚自己的罪行?”我问道。“他是否犯罪看起来倒有点真实的意思。”
汤普森医生笑了笑。
“你不该被那种‘我可以向上帝起誓’的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蒙骗。我认为,卡斯特很清楚他自己干了那些谋杀案。”
“那些否认的言辞通常是激烈的。”贾普说。
“至于你的问题,”汤普森继续说道,“当一个癫痫病人处于梦游状态时做了一件事却浑然不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可普遍的观点是这样的行为必须‘不违背这个人在清醒状态下的意愿。’”
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说起(法文,意为:大错误。——译注)和(法文,意为:小错误。——译注),使我处于外行的困惑之中。当一个精通某门学问的人深入探讨他的专业方面的问题时,这是常有的情况。
“无论如何,我反对这种理论,认为卡斯特在进行谋杀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那些信,你可能还能提出那样的观点。那些信件粉碎了这个观点。它们表明犯罪是经过预谋和仔细策划的。”
“可对于这些信件,我们还无法进行解释。”波洛说。
“那是否令你感兴趣?”
“自然是的——既然这些信是写给我的。一谈到信件这个问题,卡斯特坚决闭口不言。直到我找到这些写给我的信件的原因时,我才会认为本案得到了解决。”
“是的——我能够理解你的观点。无论在哪种情况之下,看来都没有任何理由能使人相信那个人要针对你?”
“无论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的,卡斯特很明显是背负了两个极端夸张的基督教姓名:亚历山大和波拿帕特,这主要是处于他母亲的一时奇想(我毫不怀疑,这其中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你看出其中的含义了吗?亚历山大——普遍被假想成渴望征服更多的世界而不可战胜的人;波拿帕特——则是伟大的法兰西国王。他需要一名对手——一个对手,人们可以说,是同他在一个阶层中的人。所以就有了你——赫尔克里斯大力神。”
“你的话语相当有建议性,医生。这些话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
“噢,这只是个设想。好吧,我得走了。”
汤普森医生出门而去。贾普留了下来。
“是不是他不在现场的情况令你有点担心?”波洛问道。
“稍微有一点。”警督承认道,“你听着,我可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可要打破它就有可能遭殃。斯特兰奇是个顽固的人。”
“给我讲讲他的情况。”
“他四十岁光景,是个固执、自信、极有主见的采矿工程师。我认为,就是他要求现在录证词。他想要离开去智利,希望手上的事情能办完。”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独断的人之一。”我说。
“他是那种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人。”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他坚持自己的说法,而且不容只问。他极其忠实地发誓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在伊斯特本的白十字酒店曾碰到卡斯特。他当时很孤独,希望找人聊聊天。依我看,卡斯特是个理想的谈话对象。他并没有打断谈话!晚餐之后,他和卡斯特玩多米诺骨牌。看起来,斯特兰奇是个多米诺骨牌的高手,而出乎意料的是,卡斯特也极具水准。真是奇怪的游戏,多米诺骨牌。人们都玩疯了。他们会连续玩上好几个小时。很显然,斯特兰奇和卡斯特显然也是那样玩的。卡斯特想去睡觉了,可斯特兰奇并不听从——他发誓他们可以坚持玩到午夜之后,他们就是那样做的。他们午夜过后十分钟才分手。而如果卡斯特于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十分仍在伊斯特本的白十字酒店,他是不可能在午夜和凌晨一点之间在贝克斯希尔的海滩上勒死贝蒂-巴纳德的。”
“这个问题显然难以回答。”波洛想了想说,“他确实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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