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得犹如千山万水,生疏得越来越远了。全国大劫难期间,两人几乎中断了联系,连书信也没有再写。
有一次,香玲来广州治病,因为我在大劫难中受到冲击,她不敢来看我,也不敢到我工作的医院留医。
香玲在别的医院里病愈出院要回香港去了,她才打电话告诉我。我自言自语地惊叹道:“为什么这人世间竟会变得如此之炎凉?”
改革开放了!朝阳普照着神州大地,我们的祖国又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与香玲又联系上了,来往也逐渐地多了起来。
此时此刻,我们才有机会重新认识对方、了解对方,互相询问中断来往的那段日子里,彼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坏鬼同我结婚是有企图的,原来他在国外已经有妻子。”香玲愤恨地告诉我,说:“阿爸去世后,他乘我不在家,偷走了阿爸留给我的20多万元的血汗钱逃走了!”
“你阿爸留给你的钱是不是全都给他拿走了?”我问。
“不!幸好存折没被他拿到,就算给他拿到了,他也取不出钱来,银行要我亲自去凭密码提取才行。”香玲从愤慨的神情里转到毫不在乎的样子了,说:“他拿走的那笔钱就当作是破财挡灾吧!我与他本来就是同床异梦,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相爱的情趣了。他逃走后没多久,我就去法院单方面解除了婚约。我这辈子的人生插曲就这样了结了,干脆利落,没有半点的含糊。你呢?你那妻子是怎样离开你的?”香玲追问起我来了,显出有点焦急的神态。
“说真的,不是她离开我,也不是我离开她。是灾难性的大劫难逼得我无可奈何地和她离婚的。”
“这话怎讲?”香玲不解其意。
“我当时不仅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戴上了‘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被扣上了手镣去坐牢。你想想,谁能知道我这个牢要坐到哪年哪月?”
“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妻子就提出来要与你离婚了,是吗?”香玲用猜测的语气问我。
“不!”我向她解释说:“是我提出来,双方同意的。于我而言,我提出来是不想连累妻子,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于妻子而言,她同意离婚是从此可以得到解脱,不用无辜地背上‘反革命家属’的黑锅,无辜地受苦受难。这样离婚,对两人都有好处,于是我和妻子的关系就毫不拖泥带水的一刀两断了!”
“你恢复工作以后,她感到后悔吗?”香玲很敏感地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可吃的,再说,她为了生活,也已经跟别人再婚了!”我苦笑着这样回答香玲说。接着我故意问她:“我和你原本就是天下无双的一对鸳鸯,后来却被自作自受的一根莫名无情棒给打散了,以至引出了无端端的人生小插曲,你后悔吗?”
“我后悔!” 香玲瞪大了一双眼睛回答我:“我要是不后悔,这一趟就不会专程来找你,把你当作后悔药来吃了!”她说完大笑起来,一头栽倒到我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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